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初衷是为了盘点大跃进期间的经验得失，找出症结、调整方向。未曾想，会议的态势一波三折，最终酿成了一场针对彭德怀的声讨风暴。按理说，李先念当时也持有一些与彭德怀相仿的观点，却逃过了这场政治劫难，平稳地走出了风波。究其原因何在？
1958年，大跃进热火朝天地搞起来，本意是希望经济腾飞、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可现实是，运动一推，诸多严重问题也冒了出来。乡下出现浮夸风，粮食产量报得虚高，不少地方的生产数字脱离了实际；还要算全民炼钢，耗费了无数资源，却收效甚微。问题一个接一个堆起来，国民经济不胜重负。工业和农业发展失衡，粮食生产受影响，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困难实实在在地摆在了面前。
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开幕。本意是总结经验教训，分析问题症结，纠正偏差，把政策调整得稳妥些。可彭德怀的一封奏章，彻底改变了会议的走向。信里，彭德怀坦诚指出了大跃进过程中的诸多弊端，点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进太快、粮食产量虚报等问题。他向来有话直说，面对百姓吃不上饭的困境，毫不掩饰。客观来看，大跃进确实步子迈得太猛，一些政策在实施中偏颇了。所以，这次会议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偏差，让发展脚步归位。另外，李先念还亲自过问粮食进出口事务，常直接打电话了解各地粮食供应情况，并在相关报告上建议增加进口量，以缓解国内压力。最后，他提出的粮食保障措施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粮食进口方案得以顺利推行，成功避免了几个大城市和灾区陷入更深的粮荒。正是因为他总是脚踏实地，把解决群众最急迫的困难摆在首位，李先念才躲过了庐山会议后的政治动荡。与彭德怀的直抒胸臆相比，李先念用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务实做法，这或许就是他能安然度过那段岁月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