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
作者：李惠仪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6年5月
甲申年（1644）三月十九日，北京落入闯军手中，崇祯帝朱由检（1627—1644在位）于煤山自缢。按照清廷（1644—1911）后来的说法，这是明朝（1368—1644）灭亡的标志。不过，明朝与清朝的更迭并非短时间就能完成。当年五月，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1644—1645在位）在南京即位，改年号为弘光。南京建立的政权很快垮台，1645年覆灭后，那些有志于恢复明朝的人士开始纷纷拥立明朝宗室，继续奉明朝的年号。鲁王朱以海（1618—1662）在绍兴称监国，唐王朱聿键（1602—1646）在福州称帝，定年号为隆武。桂王朱由榔（1623—1662）则在肇庆登基，改元永历。恢复明朝的斗争持续不断，似乎明朝的国祚还能继续维持。如果非要确定明朝灭亡的确切日期，应该能追溯到1662年永历帝被害。但若把郑成功（1624—1662）及其后人反清复明的诉求也计算在内，那么明朝的终结可以被推迟到1683年台湾被清朝纳入版图。从历史回顾的角度看，清朝的稳固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掺杂了许多偶然的因素。江南、南方、西部、东南沿海的抗清活动，在顺治（1644—1661在位）年间仍在继续。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的几桩大案——明史案、奏销案、通海案——显然意在针对和打击江南、浙江的士人，这可能与此有关。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61—1722在位）八岁登基，成年后，清政权似乎逐渐稳定，但三藩之乱（1673—1681）随即爆发。清军入关之后，依靠明朝降将管理南方，逐步清除反清力量。所谓的三藩，指的是这些降将及其后嗣——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其中吴三桂的兵力最为强大。三藩之乱严重威胁到清廷，叛乱平定后，清政权才真正巩固。康熙十七年（1678），平定叛乱的大局已定，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词，各地推荐并送到北京，次年进行考试。这个笼络汉族士人的策略相当成功，应召者中包括曾经参与恢复明朝运动的士人，但也有明遗民坚决推辞不就或拒绝任职。
明清之际战乱不断，常被形容为天崩地解、遍地流血的时代，此时文字中充满了暴力、破坏、破碎的意象。明朝灭亡、清朝兴起，尤其是剃发易服的政策，让一些人认为这是国族与文化面临存亡绝续的危险，从而重新引发了华夷之辨的讨论。当时，关于生死抉择、忠节与妥协的界限，都有非常激烈和深入的讨论。在时人反复辩论以死明志的意义与苟且偷生的理由时，有些人选择了决心赴死，为国家殉道。拒绝出仕清朝的遗民，涵盖多种行为模式和人生状态——有积极参与抗清的志士、归隐山林避世的隐士、傲视世俗的狂士、以及继续享受诗酒风流的雅士等。同样选择退隐，有的坚守节操，有的遁入空门，有的在不同层次上与清朝官员交往。当然，还有许多人决定与刚刚建立统治的清朝合作。明朝的官员入仕清朝后，后来被乾隆帝（1735—1796在位）斥责为“贰臣”。不过，即使投降清朝也不代表他们完全没有故国之思，内心与清朝保持着距离。
历史与文学的紧密联系
明清易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恰好与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重叠在一起。政治动荡引发的复杂情感和心理状态，为许多文学作品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我们能从各种文学体裁中看到这些鼓舞人心的叙述，比如史书、传记、回忆录、诗歌、小说和戏剧等。赵翼（1727—1814）阐述了传统的“文穷而后工”的观点，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来评价元好问（1190—1257）在金元之际离乱中的诗作。如果我们认同这两句话所描述的关系，认为文学创作因国家的苦难而更显深刻，那么作者的历史背景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创作的一种“反比”关系。事实上，黄宗羲（1610—1695）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厄运和危难能够熔铸出卓越的文辞：因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天地间的元气会闭塞和激荡，使诗人内心充满激愤和尖锐，最终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些强烈的感受写入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