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7月13日在上海博物馆东馆落幕。文学家的深邃目光背后，穿越时间的文学价值再度亮相，也追问着那个古老又常新的问题。信息飞速流转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静下心，沉入书本的世界？也许莎士比亚自己就是最好的答案。他的戏剧作品展现出文学经久不衰的力量：向外观察世界，向内探问人心，向自身追寻艺术的边界。

本次展览上展出的《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伦敦，1623，私人收藏（秦严妍/摄）

**向外：文学与社会**

社会影响文学，文学也反过来作用于社会观念和政治理解。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历史剧《亨利五世》的创作，就和英国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那时是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宗教改革的余波还在，民族意识迅速上升。对理想君主的想象成了公共话语的核心话题，戏剧舞台则成为承载这一话题的重要文化空间。

《亨利五世》里的亨利形象，处在理想君主与马基雅维利式君主两极之间的复杂地带。他既有公正亲民的一面，对士兵说“国王也不过是个人，就像我一样”，又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用“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来鼓舞士气，几乎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推崇的德治典范。但他也深深明白，王权不过是一套精心维护的符号体系。亨利独处时冷静地盘算：“除了排场，除了仪典，你还拥有什么？”当他下令处决所有战俘，毫不留情地把曾经的酒友福斯塔夫的世界抛在身后，仁君面具下精于算计的政治理性就暴露无遗。真正完整的君主形象，正是在这种复杂性中完成的。

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亨利五世

文学构建的君主形象，经过传播，同样影响着社会观念和政治理解。1944年，劳伦斯·奥利弗把这部剧搬上银幕，用电影的艺术形式为二战中的英国重新注入勇气。亨利五世的君主形象，是多重社会力量交织的产物，既回应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也折射出民众的想象，更服务于国家构建的现实需求。个体君主被这些力量共同塑造，而当文本离开剧场，进入不同时代，又反过来塑造新的集体认同与社会共识。

当然，历史累积中形成的思维模式也值得警惕。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学院哲学系荣休教授Steven P. Lee在代表作《伦理与战争》（Ethics and War）中突破性地指出，阿金库尔战前演讲表层的爱国鼓动，其实隐藏着深刻的问题——演讲把战争浪漫化为获取荣耀的途径，遮蔽了死亡与创伤的真实代价。亨利五世固然令人信服，但战争的残酷本质不能因此被忽略。

**向内：文学与道德**

文学不光表现道德，也是对道德体系的解构与重构。贯穿《亨利四世》的副线福斯塔夫，引领我们反思文学的道德判断。

奥逊·威尔斯饰演的约翰·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在市井胡闹中生动反映了英国城市下层社会的生活状态，但我们常常先入为主，认为他有道德瑕疵。他贪酒说谎、逃避责任，似乎是个典型的“劣人”。但这种判断未免片面。在莎士比亚构建的世界里，道德并非绝对真理，而是社会制度与时代竞逐的产物，其标准具有流动性和历史性。福斯塔夫未必不道德，更像是一个非道德的存在——一个拒绝接受权威规训、不愿扮演社会角色期待的人。他的真实直接，对感官享乐的坦率追求，使他成为一个揭示人性本真的形象。所以，福斯塔夫的价值不在于是否道德，而在于他作为真实的人，始终坚持自我、不加伪饰的“真”的品质。

和福斯塔夫不同，《亨利四世》里的哈尔王子在道德与政治之间权衡取舍，最终完成了自我君主形象的重构。两人相异，却又互为镜像。首先，他们性格相融：福斯塔夫象征放纵欲望和拒绝权威，哈尔则在他身上暂时投射了对自由的认同；其次，二人的关系也折射出王权的双重性——福斯塔夫代表世俗肉身和民间语境，哈尔最终选择政治理性与王权规范；再次，从主题角度看，福斯塔夫和哈尔构成辩证统一，如同苏轼笔下的水与月，相映相生，互为补充。“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如果没有福斯塔夫，人性的复杂就会黯然失色。

可见，莎士比亚不对人物做价值判断，不把信仰固定在某个方面，也不把道德标准固定在某方面，不赞美也不批判，只是展现出来，塑造人物并形成其不朽性。我们可以说，人类存在福斯塔夫就存在，暂时打开道德的阀门，对福斯塔夫便更有亲近感。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道路，“凡作品之文学价值愈高，承认之人不必愈众，而所以承认之故必愈繁……故作品正因见仁见智之不同而愈有文学价值。”（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复数。

**向自身：文学与审美**

最后，从文学与外在社会权利、道德转向文学内部的艺术与审美本身。莎士比亚戏剧历经数百年仍有不朽的魅力，除了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人物塑造，更源于其高度统一的艺术结构和丰富多元的意象体系。

《亨利四世》里的王冠意象极具政治意味，贯穿了父子冲突和王位传承的核心主题。父亲弥留之际，哈尔王子误以为他已死，试戴王冠引发父亲不满。通过这一具象化的意象，观众得以窥见角色复杂的心理动机，以及王权合法性的道德悖论。“啊，王室威严的象征！在你折磨戴着你的人时，你简直就像是在大热天穿着的华丽甲胄，给人安全，却也叫人灼热难耐。”抽象的政治话语因此形象化，伦理冲突以更直观的审美得以表现。

约翰·吉尔古德饰演的亨利四世

悲剧《李尔王》中的风暴作为自然现象，伴随李尔王的出走，成为其内在精神崩溃的外化。喜剧《仲夏夜之梦》里森林、梦境、月光、幻象等多种意象交织，构建了一个充满魔力的诗意空间。传奇剧《暴风雨》中的海洋意象，既是流放与灾难的象征，又是转化与新生的起点，展现了莎士比亚晚期审美从悲剧美到和解美的转型。

在文学理论框架中，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尼采分别揭示了悲剧美的不同层面，这三种解释也对应了不同的审美效应机制——从共情出发，经过冲突震撼，最终通向超越。放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悲剧机制的流变，也能在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中感受到不同戏剧所呈现的情感共鸣和审美升华。四类剧作风格各异，却共同体现了莎士比亚将感性之美、结构之巧与思想之声浑然一体的审美追求，使他的戏剧在多重层面上获得艺术的恒久生命力。所以，莎士比亚戏剧美学的核心，在于其对人性深度的洞察和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打破悲喜剧的边界，以复杂人物、诗性语言与象征意象，构建多维的戏剧空间。当然，“美是难的”（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不能一概而论地分类讨论，只能希望在不同类型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看到同中有异的美。文学的价值，也因此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读者眼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