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之前，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尚未成熟，书籍主要依靠笔墨手抄完成。这类手工抄录的书籍，被称为“写本书”。宋代学者沈括在其著作《梦溪笔谈·技艺》中注释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从书籍制作与传播的角度来看，先秦至唐末这段时期，可称作“写本时代”——若需复制多本同一书籍流通，抄写是唯一可行的手段。《旧唐书》由五代后晋时期编纂完成，其中《经籍志》是一份图书目录，记录了先秦至唐代的典籍情况，该篇末尾特别提及开元年间，四部库藏书籍总数达到125960卷，全部以益州麻纸抄写而成；收藏于集贤殿的御书，其书轴装饰钿白牙；史库书轴饰钿青牙；子库书轴雕紫檀；集库书轴绿牙——以此区分不同类别。这些书籍皆为纸质行书体“写本书”。
如此庞大的书籍数量，抄录工作由何人承担？答案是“书佣”，即社会中识字但家境贫寒之人，他们受雇于官府、私人、寺观、书商等机构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由于抄书规模巨大，这些人每日受雇抄录，逐渐形成“佣书业”。这般依靠手抄方式制作书籍的行业，始于汉代，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却在五代时期走向衰落。
理论上而言，书籍诞生之初，传抄者就已存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离骚》《史记》等经典，皆通过手抄方式得以传播。西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这里的“写书”即指为政府抄书换取工钱的行为；成帝年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上万卷政府藏书后，雇佣人员进行缮写，这些缮写者就是佣书者。
《后汉书·班超传》明确记载了佣书业的情况：“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它智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左右”即指与班超一同为官佣书的人，“投笔从戎”的典故便由此而来。这成为正史中首次提及佣书的记录。东汉侯瑾的《皇德传》又记载了一条信息：盖晋，敦煌人士，贫困时为官府抄书，“得钱足供而已。”“为官书”即指为官府抄书的佣书工作。
进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佣书业进入黄金阶段。《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提及：阚泽，会稽山阴人，世代务农，热爱学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与盖晋是“为官佣书”，由官府出资雇人抄录；而阚泽“为人佣书”，则由私人付款雇人抄写。可见，当时佣书业已不局限于官府，而是扩展至社会各个层面。从“写本书”的出现到“佣书业”的繁荣，标志着图书文化史的一大进步。（陈德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