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一个统计透露了这样的事实，中国随迁老人数字高达1800万，构成了全国2.47亿流动人口中的7.2%。在这庞大的群体里，超过半数的人选择进入城市，支撑起子女的家庭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分担带娃的辛劳。”

文 /巴九灵

最近几个日子，你是否在某个家族群里，偶然瞥见过这样一条信息？

“老人家带孙子每月能领国家补贴”“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最高还能补800，不论户口，按时发放”……

尽管地方媒体的官方平台和卫生管理部门已经辟谣多次，强调这是缺乏根据、没有官方文件、没有单位落款的“三无”雷同内容。但奇怪的是，“隔代抚养补贴”的假说，就像野草般，扑灭了又再生。

此前一个月，小磊点开了一个声称“老人带孙可领钱”的短视频，随手就转发到了家族群聊里。他和爱人工作过于忙碌，家里67岁的母亲特地从乡下跑到广州帮忙照看孩子。老人家对城市环境并不熟悉，除了接送孙子上下学，很少出门活动，经常念叨着想回到家乡。

“要是真能多补助几千块钱，至少能让她心里感觉踏实些。”小磊这般盘算着，将截图保存下来，准备去社区打探一番。结果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他：这完全是假消息。

时至今日，这样的谣言依然在社交平台上零星出现。不难发现，有人打进了12345热线询问情况，也有老人跑了好几趟居委会想办理登记，甚至在相关视频的评论区里，还能看到些猜测的言论：国家是不是在借此观察舆论风向？

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假消息，为何会让如此多的人信以为真？

因为“带孙每月能领补偿”这个虚假新闻，直指老年人心底深藏的期盼，以及中国家庭在抚养孩子重压下，对于“被支持”的集体渴求。

老年人正是抚育主力

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已有十年时间，三孩政策也已推行超过五年。当公众还在激烈讨论“生不生”的问题时，被忽视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孩童，多数家庭的成长离不开祖辈的深度参与。

国家卫健委在2018年发布的流动人口情况说明指出，中国随迁老人数量达到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在这些老人中，差不多有一半选择迁往城市，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帮助子女承担起抚养下一代的重任。

韩阿姨就是这“老漂族”中的一个。她的儿子儿媳从事金融业，收入颇丰却常年在外地工作，老两口的办法只有从老家来到北京带孙子。除了日常的照看孙辈工作外，自己还得重新学习使用手机、乘坐公交车，生活中也经常遭遇代际间的摩擦。“过去围着孩子转，如今围着孙子转。我们这一辈人，一辈子都在为儿女付出。”她感慨道。

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像韩阿姨这样的“老漂族”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发布的数据表明，上海0—6岁孩子的隔代抚养比例高达88.9%，接近一半的“独生子女家庭”完全依赖祖辈照看孩子。

而在广阔的农村地区，老人的隔代抚养往往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状况。

民政部在2016年的调研结果揭示，65.7%的留守老人曾经或现在负责照看孙辈，其中14.4%的老人在履行监护角色时，并未从儿子那里获得任何经济支持。他们依靠务农、做零活以及城乡居民养老金，默默承担起隔代抚养的开销。

无论是跟随子女迁移到城市的“老漂族”，还是留守在乡间照料孙辈的老人，他们都是整个中国育儿系统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他们间接支撑起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

二十多年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者Merril Silverstein通过在安徽农村的调研，对祖辈照护与子女外出务工间的关联进行了系统追踪。他们明确写道，在中国，“祖辈照护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尽管这种作用通常是间接的，却一直未被充分认识。”

研究指出，隔代抚养虽然降低了老年人劳动参与率18.9%，减少了每周劳动时间19.5%，却大幅度增加了成年子女的劳动供给，特别是中青年女性的全职就业比例。这些青壮年群体进入城市，汇聚在工厂和写字楼，构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即便是今天许多家庭的生育决策，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老人们是否愿意继续“工作”。

上海市妇联在2021年针对育龄家庭的调查问卷显示，在有祖辈提供隔代照看条件的情况下，42%尚未生育的年轻家庭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生育，这一比例是没有隔代照看条件家庭的2.8倍。一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老人就坦言，“女儿是等我退休了才敢生孩子的。”

带孩子的主力军

围绕隔代抚养，前二十年的社会共识是“无私奉献”；而此时此刻，情况似乎有所调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老人，开始向子女要求“带孙费”的经济补偿。

2023年，四川广安的段阿姨一纸诉状将子女告到法院。起因是照看外孙女六年期间，原本商定每月支付2000元生活费，女儿女婿却分文未付。自己多次索要时换来的是一句“再等等”。法院最终判决，要求女儿、女婿向段阿姨支付8.25万元“带孙费”。

类似的诉讼案例还发生在上海。2024年，滕老伯夫妇向儿子儿媳索要高达90余万——大孙女抚养了八年，费用88万元；小孙女照看了三年，索费8万元。上海静安法院审理后驳回了他们的请求，认为这是“基于亲情、习俗的自愿帮助”。

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们暂且不论“带孙费”的合理与否，而是想通过这些法律纠纷的案例，观察当下中国老年群体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016年，在全国12座城市的调查数据中显示，若父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双方老人都不愿意承担照看责任的比率达到35.7%。《探索与争鸣》杂志在2017年发表的调查访谈记录到，十个家庭里有七个家庭的祖辈，通过各种方式向子女表达了“不想再带孙子”的意愿。

尤其是60后“新老人”群体，似乎不再无条件接纳传统的“亲情劳动”。对他们而言，“含饴弄孙”不再是晚年生活的唯一选择，退休岁月可以用于求学、旅行、养生、追求个人爱好。

据《新周刊》的报道，61岁的卢奶奶是广州纺织厂的退休工人，当儿子邀请她照看2岁孙子时，卢奶奶婉拒了：“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在此之前，卢奶奶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加入老年舞蹈队，每天上午和姐妹们排练，再坐40分钟公交去喝早茶。在她看来，人老了理应享受生活，带孩子是个人选择，而非必须承担的义务。

另一方面，如今的60后群体大多拥有稳定的退休金，失去了房贷压力，经济状况宽裕，让他们更敢于拒绝“带孙”的要求。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老人的态度越坚决。例如，北京和上海不愿意协助子女带“二孩”的老人比例已接近49%。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曾提出观点，隔代抚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代际交换劳动”，享受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因此，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任务时，这批“新老人”更倾向于“付费”，而不是“义务劳动”。

老年人的“隐形劳动”，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尽管社会风气和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多重现实因素面前，老年人目前仍是中国育儿体系中的“中坚力量”。

他们用本就不多的养老金，默默填补奶粉、早教等育儿费用的不足，补贴子女的小家庭开支。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他们还弥补了公共育幼服务的空白，让更多社会劳动力得以投入市场，但他们自己却长期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和社会保障。

例如，国内的老人隔代照护劳动，在法律制度上并没有得到充分保护。

民法典第1088条确立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承认婚姻中的抚育育幼劳动可以“记价”，这是观念上的进步。但法律仅涉及夫妻之间的财产清算，代际之间的补偿，至今尚未开设。回到最初谈及的“带孙费”话题，即便在司法程序中，祖辈的照护劳动也只是在“合同纠纷”的范畴内得到有限承认，而非作为一项基本劳动权利被尊重。

另一方面，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一个社会的育儿重担，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家庭的最底层，压在那些本应享受晚年的老人肩上？

有研究指出，隔代抚养现象的存在，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前公共儿童照护资源供给不足。2024年国务院的报告中显示，全国有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存在送托需求，但实际入托率仅为7.86%。相比之下，2018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入托率为33.8%。

公共托育资源稀缺，民办托育机构又过于昂贵。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数量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收费1978元/月，一线城市价格超过5500元。对于许多家庭而言，托育开销占收入的比例超过30%，已经成为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隔代抚养现象，更像是社会多重压力下的系统性代偿。当市场化托育服务成为精英阶层的享受，公共托育服务又无法及时填补空白，家庭只能向内部挖掘可用劳动力。而老年人往往是其中最经济实惠、也最容易被透支的资源。

他们的隐形付出应当被社会公众看见，更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接。

参考国际上的一些做法，最直接的方式是把育儿津贴发放到老人手中。比如，韩国首尔自2023年启动“孙辈照护津贴”计划，双职工、单亲、多子女家庭的祖父母，每提供至少40小时托育服务，每月可领取30万韩元补贴。

又或者是用未来的养老金，为隔代抚养买单。英国政府就规定，祖父母照顾12岁以下的孙辈，可以申请“指定成人儿童保育积分”，直接折算进基本养老金。多照顾一年，退休后每年可额外领取约330英镑养老金。

除此之外，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升对隔代抚养的专业价值认知同样重要。日本埼玉市就曾开设“孙辈照顾课程”并发放《祖父母手册》，采用社区培训的方式认可老年照护者的专业贡献……

从东亚地区到欧洲大陆，政策措施虽各具特色，但背后的认知高度一致：隔代照护不仅是家庭事务，更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如果老人不承担，国家就要动用更昂贵的公共资源来弥补；如果老人参与了，社会就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而不是将所有成本转嫁给家庭内部。

回到中国这个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我们更需要优化当前尚不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

比如，利用社区闲置空间开设小型嵌入式托育机构，或者让幼儿园向下延伸接收2岁幼儿，通过“公建民营”模式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再由政府部门提供精准的财政补贴。只有当托育体系越来越健全，年轻父母才会拥有“不必麻烦老人”的多元选择。

结语

老年人选择不再参与育儿工作，并非是冷漠无情，而是权利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个体对自我价值进行重新定位的结果。与此同时，今天的年轻父母以及那些转发“隔代照料补贴”假新闻的中年群体，应当认识到以下问题。

现在询问老人“为何不愿意带孙子”，实际上是在反问自己“年老后可否接受照看孙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现在积极推动托育体系的建立、完善社会服务网络，最终受益的将是这一代人。

更现实的层面是，一个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孙子做早餐、下午三点接孙子放学、晚上还要辅导作业的老人，哪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其他消费？近年来大力讨论的老年旅游、老年大学、康养产业，都与将老人从带孙的职责中解放出来有着密切关联。他们是一批拥有退休金、拥有空闲时间、具备消费意愿的群体。

与其相互指责，不如让社会的托育系统和制度层面多些支持。既能帮年轻人减轻育儿的压力，也能为老年人创造一方能专心享受自我的生活空间。

作者|郭果

主编|何梦飞

图源|VCG、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