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2日，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曝出一段影像，显示申思在集训期间殴打一名不足十三岁的未成年球员。视频流出后，舆论迅速发酵，各类细节随之曝光，核心争议点在于申思在禁赛期间如何以非教练身份介入青训工作。当年申思被禁赛的具体缘由再次被重提，而沉寂了十五六年的“南主席”之名也被再次翻出。
在社交媒体上，这场风波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阿根廷球迷的声音最响亮，支持申思的评论同样占据了上风。有人向媒体透露，幸运星俱乐部在上海乃至江浙沪的青训领域口碑极佳，很多孩子送入俱乐部后，成年后能成为职业球员，这被视作申思人脉的体现。申思培养出的球员也站出来证实，训练虽然严格，但这属于传统，申思对球员关怀备至，甚至曾送过鞋子。
更多人的回应则是，“谁小时候没挨过打”，“哪个球员训练时没挨过打”。这些言论忽略了事实，事实就是申思打人了，而且性质恶劣，是带有侮辱性的殴打。
1949年7月，全国总工会便已明令禁止“师傅殴打徒弟”。《劳动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此类行为的界定，是非黑即白的。申思打人的原因，无论是出于瞬间的冲动，还是内心的积郁，本质上都是利用既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牵连，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尊严与权利。这是申思此次暴力行为的本质所在。
老实人与板上的鱼肉
申思内心积郁之深，最近可见一斑。
2026年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当年比申思年纪更小的国家队及各级联赛队友们，正以嘉宾身份解说赛事。这些昔日队友中，有些人转型做了职业教练，正兢兢业业地从事足球事业，不仅拥有曝光度，有时还被捧为偶像。
反观申思，即便投身青训，也只能躲在幕后。作为上海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加上姓氏的关联，本该能与上海足球融为一体，只可惜一念之差，导致终身被禁足。更何况当年的事件，南勇手握重权施压，无人敢挡。外界普遍认为，南勇当时找了一圈，列了个名单，名单上有些名字被划掉，是因为这些人不听话、嘴不严，唯独申思，既听话又本分，性格上适合被操控。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的事件中，倒也显得合情合理。
命运弄人，有人扛住了压力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孙葆洁老师也参与了世界杯解说，当年孙老师面对各种压力、收买和威胁，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他扛住了所有压力，如今享受的荣誉与尊重，与当年的选择成正比。
至于有人故意混淆视听，称“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企图将申思的打人行为美化成敬业，这纯属胡扯。
打人就是打人，它不是敬业，也不是因为责任心，更不是为了纠正动作，也不是因为球员不听话，实际上受害者往往动弹不得。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人脉编织的关系网下，打人者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对受害者拥有类似主人的权威。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认为自己在经济利益和人脉上能卡住对方，不打是因为不敢，打是因为能拿捏住对方。
申思身上确实有很多值得原谅之处，比如他为青训投入巨大，这些年无论挂顾问还是做股东，青训效果都很突出；再比如当年他因胆小老实而受南勇摆布，在假球事件上主观过错并不大。但就事论事，这些都不是他打人的理由，更不是事后被原谅的理由。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认为弱小者就是你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有一天能打人
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论调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类似这种打人不合法却合理的言论，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管理论，认为“中国球员全都是打出来的，不打踢不出来”。意思是球员处于青春期，很难服从教练管理，这时候教练必须树立权威，让孩子养成听话的习惯，必须打，打完了才好管。
第二种是意志力论，认为“被教练打是意志上的考验”，谁小时候在体校没被教练用皮带头抽过，只有经过这种肉体折磨，才能培养出意志力。甚至有人把这种意志力当作传承，“不信去问，哪个球员不是打出来的”。还有人科普，当年的皮带是卡扣结构的，皮带头为金属，重量常超一百克，砸在人身上起淤血肿包，砸到头上轻则肿块，严重时能造成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即“恨铁不成钢，打是亲骂是爱”。这类言论的代表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暂且不谈法律问题，先看打学生背后的心理需求。通过殴打制造心理上的威权，是一种强大的暗示，告诉对方你对自己拥有绝对控制权。受害者很多人因此患上心理疾患，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只不过受害者声音发不出来，即使发声也难以找到法律证据，甚至会被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都是打骂体制下的幸存者和受益者。他们没得精神疾患，很简单，他们既是幸存者、受益者，还是传承者，通过把受过的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获得快感。
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痛苦当作幸福享受时，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以后能给他带来利益，还能带给别人痛苦。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时战战兢兢，动不动挨打骂，现在轮到做婆婆了，先享受一下婆婆的权力再说。
长老理论下的孩童
这种“婆婆理论”在今天家庭伦理中已绝迹，那是农业时代女性缺乏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时的恶性循环。今天社会里早已没有，但婆婆理论依然存在。
以明朝科举制度为例，《明史》和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多有记载。明朝科举反人性，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候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了不敢跺脚缩手，热天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想喝水会被考官觉得不尊重，名字上打红勾，降分处理。没有大小便自由，被虚报账目买下的竹凳是连体的，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两侧一排人都觉得屁股在动。插一句，大家现在知道今天的高考生有多幸福了吧。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差人会拿短棍到新举人家，把大厅窗户打烂，叫“改换门庭”。同姓地主来拜亲戚，有人拜在门下，送上上千两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中可免两个成年男丁的役，这是极大福利。明朝有人愿意拜到官僚世家为奴，就是受不了过重役，中了举人，特权更多。
即使考不中举人，只是普通秀才，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用刑，还能包揽诉讼，利用漏洞挣钱。比如与地主结成亲戚，地主也不需交粮服役，这种挂靠背后，是地主每年向秀才提供至少三百两银子。这就是明朝科举中，童生或秀才如此卑微的原因，是为了考上的特权。
费正清先生在《乡村中国》中提到“长老统治”，在乡村生活中，县令被称为“为人父母”，管理被称为教化，一个小孩一小时内受到大人干涉，比成人一年中受到的指责还多。从这里，就能理解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是爱理论产生的原因。
禁足令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诡异之处在于，明明足协已颁布禁足令，申思为何还能从事青训？虽然曝光他以顾问身份挂职，但这家初创于2006年的公司，申思仍是股东之一，且是大股东。
答案在于2006年申思并未收到禁令，自然可以申请注册公司。那么2016年后中国足协的禁足令，为何市场监管局还会容许申思以大股东身份存在？
原因很简单，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上，并不包括“被足协禁足”。名单列出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未满八岁或不能辨认行为）、贪污等罪名入刑未满五年、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未满年限、债务失信人、通缉犯”。有人以为有了足协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会让申思注册，错了。就算申思2017年出狱后新注册，市监局也会同意，因为足协禁足令不在黑名单上，且申思不属于贪污或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
那么上海足协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能不能强行中止申思的股东权？当然不能，这种侵犯财产权的权力上海足协不具备。上海足协只能审查教练资质、场地安全规范、是否有体罚行为。
现在要谈最根本的问题。申思如果以顾问身份参与俱乐部和球队管理训练，现在可以，将来也可以。但体罚事件曝光后，他很难再获得任何队伍以顾问身份带队的资格。现在约束他的不是禁足令，而是体罚坐实了。
禁足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依然很难阻止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但以目前状况，申思只要参与任何足球项目，成功的可能性都不高。即使不使用禁足令，也会有其他方法。所以整件事最吊诡之处，就在上面那段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