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子禾的长篇小说《猴命》，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这并不是一部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它在选题、立意乃至叙事手法上，都刻意与当下的流行趋势保持距离。故事聚焦于陇东农村，讲述两位老人因一场意外跌入生活谷底的过程。七十三岁的甘改善驾驶电动三轮车，撞伤了七十岁的同村寡妇陈秀兰。本就体弱多病的陈秀兰在医院住院十几天，历经手术，出院后依然无法自理。她的儿子甘仁贵索性直接将母亲拽到了甘改善家中。小说随后展开的，是此后将近半年间，“一个自身难保的老头照料一个病歪歪的老太太”的日常，以及这一过程中涌现的种种困境、尴尬与人心的微妙流转。
这场看似不起眼的交通事故，将两个原本毫无交集、各自孤苦的老年生命，强行捆绑在阴暗潮湿的乡村窑洞里，由此开启了一段漫长且煎熬的“猴命”岁月。陈秀兰瘫痪失能后，其子甘仁贵极力推卸赡养义务，硬把母亲塞给甘改善，连过年都不接回家，只带着子女上门磕头拜年，以此维系表面的亲情体面，背地里却私吞母亲的医疗报销款。反观甘改善这边，无论是外出务工的儿子还是出嫁的女儿，无人体谅父亲的窘迫与艰辛，也不理解他被迫照顾非亲非故之人的无奈，反而一味指责、肆意评判他的选择。妻子王巧巧更是将家庭的冷漠推向极致，常年对丈夫冷眼相待，在他深陷困境时不仅拒不搭手，反而冷眼旁观、出言苛责，甚至谩骂羞辱。亲情的疏离、伦理的崩塌、人性的异化，在书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甘改善后来终于明白，真正压垮他的并非照料陈秀兰这份重担，而是妻儿看他的眼神。那眼神里满是“失望、恼怒、怨愤、悲哀、憎恨”，意味着他成了“所有人的羞辱”。小说以“老猴”意象贯穿始终，甘改善与陈秀兰宛如被命运锁链束缚的老猴，一生被动挣扎、无处可逃且不被看见，到老又遭人遗弃，沦为“尊严丧尽的老可怜虫”。但即便人物处境如此不堪、令人绝望，作者并未抛弃希望与救赎的可能。两人从最初的彼此反感、排斥，乃至对自身产生厌弃，逐渐走向接受现实、重拾活着的信心与勇气。他们以最朴素的善良对待对方，以隐忍和坚韧守护垂暮生命的尊严，在日复一日的善意付出中，完成对苦难命运的接纳与彼此的和解。
两人在幽暗窑洞里见证了彼此最狼狈、最脆弱、最不堪的模样，相似的宿命让他们得以相互支撑、慰藉。甘改善的悉心照料，让陈秀兰摆脱了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境地，获得了生存的希望与人格的尊严；而陈秀兰的存在，也让孤独的甘改善有了牵挂和寄托，驱散了内心的荒芜。这两位老人之间微妙的心理与情感变化，构成了绝境中的双向救赎。在对陈秀兰的照料中，身体的触碰、彼此的默契与怜惜，渐渐让甘改善产生一种既像母子又像夫妻的恍惚感。他开始觉得，陈秀兰“不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负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责任，而是一份补偿，是对他这么多年孤苦伶仃的迟来的补偿”。
与此同时，随着双方关系的缓和，陈秀兰有时会帮两个孙女做作业，有时跟她们一起安安静静看电视。“许多个瞬间，他感到某种和睦家庭的快慰。”作者借由孩童的介入，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希望与救赎的微光。“每一个来到世上的孩子，都带着上帝对人类不曾绝望的信息。”故事尾声，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一起在院子里观看日食。随后，甘改善突然发现陈秀兰不见了，以为她寻短见去了，后来看到她正坐在厕所墙根下，才松了口气。他走向她，“日食后的夕阳似乎更灿烂了，把那面低矮的厕所墙照得金灿灿，陈秀兰也给镀上了一层金色。”再走近些，甘改善在那棵嫁接而成的李子树的枝杈间，发现了“两粒青涩的李子”。
作者摒弃了底层叙事中流行的“苦尽甘来”套路，拒绝廉价的主旨升华，仅通过“青涩李子”这一意象，为压抑的故事增添些许温情，为悲哀的人物命运保留一点微光。绝境中的自我救赎与彼此治愈，正是《猴命》突破苦难叙事、彰显人文温度的核心所在。作者子禾自述：“《猴命》表面写一个西北乡村留守老人的故事，实际上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一个现代寓言，关乎所有老人，乃至关乎所有人：当衰老和疾病降临，当肉身无法负担自身，当生活日常骤然瓦解，当命运的‘老猴’骑上肩头，我们将如何面对？”作为一部扎根当代乡土现实的长篇小说，《猴命》的价值远超个体命运的书写，成为洞穿时代表象、观察当代乡土社会转型困境的重要文本。子禾以极为诚实的文字照见“父辈”，同时告诉我们：“文学的责任不会虚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