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笑笑那篇题为《莫言小说文体研究》的博士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这事儿还得让时间慢慢发酵，真相终会浮出水面。
我也凑了个热闹，找来这本书翻了一通。最让人诟病的一点在于，内容里鲜见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反倒像是各种引文的堆砌拼盘。
按理说，作者是莫言的女儿，从小到大看着父亲写作，怎么说也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总该有些外人难以企及的观察视角吧？可奇怪的是，她在论文中完全避开了莫言真正的创作秘密，没能给出任何揭示其文学真相的有效阐述。
这确实是个怪象。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反过来讲，知父莫若子。虽说身为“文二代”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但总比圈外人更有底气些。
但管笑笑的这篇论文，彻底颠覆了这种常识性的认知。
这样的论文，意义究竟何在？
细读之下，作者在撰写关于父亲的文学论文时，显然权衡了两个维度：一是父亲真实的写作动机与创作秘境；二是指导老师的学术框架。
她是选择站在父亲这边，去挖掘一个真实的莫言，还是站在导师那边，靠着大树好乘凉，引用既成定论以获取认可，从而顺利拿到毕业文凭？
显而易见，她选择了后者。她宁愿将导师的定调作为论文的基调，也不愿直面近在咫尺的父亲，去拼凑那些生活中点滴的记忆碎片，构建出一幅真实的莫言写作地图。
在书中，关于莫言创作来源的探讨，沿用的是学界通行的说法，文中写道：
——20世纪80年代，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进入莫言的阅读视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唤醒了莫言的文学潜力，将其珍贵的故乡回忆与文学创作连接起来。莫言也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事根据地“高密东北乡”。——
但在写下这段结论时，作者并未回避莫言对自己创作来源的自我辩解：
——但实际情况是，莫言直到写到《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了《百年孤独》。在《与王尧长谈》一文中，莫言提到：“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一个作家受到的影响有时是身不由己的。20世纪80年代，大量欧美、拉美文学被翻译引介到中国。莫言作为80年代初学写作的人，必然会受到这批被集中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直到最后，管笑笑也没有将这两处针锋相对的信息缝合在一起，而是任由它们在论文中各占一块地盘，自说自话。
那么，管笑笑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在哪里？
她最终采取了存疑的处理方式，把两种矛盾的观点并列放置，便算完事。
实际上，管笑笑拥有天下最得天独厚的权利，当面询问父亲莫言，他究竟受到了哪些世界级名家的影响。
但她显然放弃了这项权利。
而莫言本人，早已在各种演讲、访谈、创作随记乃至小说文本中，交代过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莫言曾坦言：“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其实就是俄国文学。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我大哥的中学课本上，读到了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然后又读了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当然包括那本那个时候中国年轻人都听说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引自 韩小蕙作《花城年选系列 2020中国散文年选》 ：中国文学在苏俄，萨沙（俄）。]
莫言的小说中，也常直接借用《静静的顿河》的语境与情境。例如在《弃婴》中写道：“金色的葵花地，是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亚幽会的地方，是一片引人发痴的风流温暖的乐园。”
在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中，莫言多次提及《静静的顿河》，几乎只要一经联想，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书中的人与事：
——看到俄罗斯女人，莫言立刻想到：“我想到了《静静的顿河》里的婀克西妮娅——只有乳沟里能藏狗的女人中才能产生婀克西妮娅，也只有婀克西妮娅的后裔们才能在乳沟里藏狗啊！”
——提到马，莫言立刻联想到：“我当时想起了《静静的顿河》，想起了肖洛霍夫对马的精彩描写。他写到婀克西妮娅临死前骑的那匹马有一个坏习惯：喜欢低头啃骑马人的膝盖。这匹马多么有性格呀。”
——提到故乡，莫言举例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的顿河就是那条哺育了哥萨克的草原也哺育了他的顿河，所以他才能吟唱出‘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那样悲怆苍凉的歌谣。”
——置身于俄罗斯的草原上，莫言的联想是：“我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婀克西妮娅……想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割草的夜晚，葛里高利和婀克西妮娅割草的夜晚。……”
——再次感叹故乡，莫言道：“所以故乡便成为一种寄托，便成为一个置身都市的乡土作家的最后的避难所。肖洛霍夫和福克纳更彻底，他们干脆搬回到故乡去居住了。”
笔者在知网检索到一篇硕士论文：《静静的顿河》和《红高粱家族》的比较，作者为暨南大学的蔡珍，发表时间为2014-06-30。
该文分析了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导言中提到：
“甚至还有个别学者公开声称莫言的作品存在着抄袭之嫌，认为莫言的名作《红高粱家族》里面的情节，完全是《静静的顿河》的缩写版。”
其实这一判断源自笔者2011年发表的《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揭密莫言的抄袭内幕》，原文如下：
——特别强调的是，莫言的绝大多数小说的主题，竟然都是从肖洛霍夫那儿移植来或者说是抄袭来的。就像莫言一炮打响的《红高粱》，里面的情节，完全就是《静静的顿河》的缩写版。——
可以看出，莫言身边的无关人士都能从其文本中捕捉到创作源头，而他的女儿却毫无所感、一无所知，这岂非咄咄怪事？
因此，一个明晰的判断是：在莫言的创作构思、人物设置及意象营造中，受影响最大的作品无疑是《静静的顿河》，这才是贴近莫言文学创作规律的事实与真相。
但在管笑笑的论文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结论。通篇仅有一处提及《静静的顿河》：
——不可否认，莫言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在其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多位外国作家的启迪。例如，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中儿童叙事视角以及富有说服力的细节描写、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现实主义手法，大江健三郎“边缘写作”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等。限于笔力，笔者就不一一展开，留待今后深入研究。——
可以看出，管笑笑对莫言真正的文学源头《静静的顿河》视而不见，实在令人啧啧称奇，哑然失笑。
倒是管笑笑的大伯管谟贤所著的《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附录的年谱中，记载着在莫言发表《红高粱》的1986年，有这样一条记录：“莫言读《静静的顿河》”。
莫言不可能直到1986年才初次阅读《静静的顿河》，更合理的推测是那一年，他重新认认真真地研读了这部作品。他之所以再次翻开它，是因为从《红高粱》开始，他必须跳出此前以个人“性苦闷、婚姻苦痛、生女怨艾”为核心的人生三痛抒写，转而展开社会、历史与家乡的宏大叙事。这些叙事需要独特的情感基调与生命成色，而这些是纯粹的个人体验无法提供的。
《静静的顿河》中的人物经历与情感波动，恰好满足了莫言构建中国文本的基本需求。其中多角、不伦且炽烈的爱情基调，成为了莫言构造小说爱情框架的基本模板。
撇开这些不谈，管笑笑的论文能提供真实的莫言创作秘辛吗？
显然不能。她的这篇论文，就像当年牛顿发现苹果落地后，写了一篇论文解释说是“上帝之手”在操控运作一样，离物理真实十万八千里，既没有实事求是的价值，也予人茅塞顿开的启迪效应。
我们再深层次地联想一下，这类文学研究论文究竟有何意义？又能创造出什么效益与价值？
当下高校文科类学科调整中，许多文科项目招不到学生，这或许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良好预期与预示：那些不能推动社会发展、不能服务民生福祉，只会说着正确的废话、充斥着误导读者的伪信息与假判断的文科类研究论文，应该去往它们该去的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