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
选自：《十一个时区之旅》
带刺铁丝网。最先撞入视线的，是那道由铁丝网编织成的栅栏。它们从积雪中探出头来，线条、支架、围栏悬浮于雪面之上。这组合实在奇妙，纠结盘绕，起伏不定，整片铁丝网结构将天空与大地强行连接，嵌入每一寸冻土，消融在白色的风景与冰冷的地平线里。乍看之下，这条沿着边界延伸的贪婪且多刺的屏障，像个荒谬又超现实的念头——毕竟，谁会硬闯这里呢？眼前唯有雪的荒漠，无道路，无人迹，积雪足有两米深，根本迈不开步。但这些铁丝网分明有话要说，有信息要传递。它们在低语：小心，你正在跨越边界，踏入另一个世界。你逃不掉；你也走不了。这是一个极度严酷、充满绝对服从与命令的世界。你得学会倾听，学会谦卑，学会把自己缩到最小。管好你自己。最好闭嘴。最好别问。
总之，前往火车站的途中，铁丝网一直在对你进行教育；它以无情的手段，把那些你此刻就该铭记的东西刻进大脑，将一连串的限制、禁令和指示灌入思想，但这终究是为了你好。
接着登场的是狗。德国牧羊犬，狂怒、震颤、疯狂。列车刚停稳，它们便扑向车厢底部，吠声不止。但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里，谁愿意待在车底？多少件羊皮大衣都无用，只需一个小时，人就会冻僵，而我们已在车上连续行驶了整整一天。这些追捕犬的景象如此摄人心魄，以至于许久之后，你才会注意到下一个画面——士兵瞬间出现在火车两侧，仿佛从地底冒出。他们列队的方式让车厢处于完全监控之下，倘若某个乘客——也许是疯子（也可能是特务、渗透者、间谍）——决定跳出车厢，投身雪白冰冷的广阔天地，他将被立刻发现，并被当场枪决。
但谁能立即开枪？事实上，站在瞭望塔上、用枪口瞄准车厢门窗的哨兵，一秒钟就能完成任务（因为我刚才正朝窗外张望，其中一个枪口正对着我的方向——是的，直接瞄准我！）。另一方面，也没有疯子（或特工、渗透者、间谍）能跳出来，投身雪原，因为所有车厢的门窗都紧紧关闭，彻底封死。
简而言之，跟那些密集的、一层楼高的铁丝网一样，这种全方位的监控也起到了同样的警示作用：这是无声却强烈的警告，防止那些荒谬的念头不小心闯入你的脑袋。
但这还没完。那些兴奋且多半饥肠辘辘的德国牧羊犬才刚穿过车厢底下，士兵们才刚警觉地排列在铁轨两旁，瞭望塔上的哨兵才刚用枪口对准我们，巡逻队就进了车厢（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持长钢矛），把所有乘客赶到过道上。搜查开始了。他们在架子上、座位底下、储物柜及烟灰缸里翻找，敲打墙壁、天花板和地板。寻找、观察，又摸、又闻。
现在，乘客们带着所有行李——行李箱、袋子、包裹、包袱——走进车站大楼，那里摆着长长的铁皮桌子。到处悬挂着红色横幅，欢迎我们来到苏联。横幅下方，海关检查员站成一排，男女皆有，个个凶狠严厉，甚至带着怨愤的神情。是的，明显是怨愤。我试图在他们中间寻找一张稍微温和开朗的面孔，因为我也想放松一下，暂时忘记周围的铁丝网、瞭望塔、猛犬和面无表情的哨兵。我想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礼节性地互相致意，聊上几句。一直以来，这都是我非常需要的东西。
“你嬉皮笑脸地干什么？”一个海关检查员厉声问道，满脸狐疑。
我感到一阵寒意。权力是严肃的：跟权力打交道时，微笑是不体面的，代表缺乏尊重。同样，不可以长时间凝视掌权者。我早从军队中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的班长扬·波克里夫卡会惩罚那些长时间盯着他看的人。“过来，”他喊道，“你盯着我看什么？”他会派那些人去打扫厕所，以示惩罚。
检查开始了。打开，松开，解开，倾倒一空；摸索，插入，拉出，摇晃。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呢？那个呢？这个呢？那个呢？怎么用？为什么？最糟糕的是书。带着书旅行是多么可怕的事！你可以带一箱可卡因，然后放一本书在上面。可卡因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但所有的海关检查员都会冲那本书扑过去。而如果——不得了了！——你带的是一本英文书，那么真正的浏览、检查、翻阅、阅读就开始了。
尽管我带了几本英文书（主要是学习汉语和日语的教材），但我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被安排在一张单独的桌子旁，那是二等公民的桌子。这些人都是当地人，是苏联公民，瘦弱不起眼的人们，穿着破旧的外套和满是窟窿的毡靴，是肤色黝黑、眼睛狭长的布里亚特人和堪察加人，通古斯人和阿伊努人，奥罗奇人和科力亚特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的中国，但无论如何，他们回来了，还带来了食物。我用余光看到，他们的袋子里装满了荞麦。
荞麦正是问题所在。除了书，荞麦是最容易引起怀疑的物品之一。它似乎具备一种模糊性，一些反常、狡猾的特质，一些欺骗性，一些两面性。是的，看起来是荞麦，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完全是荞麦；是荞麦，但并不百分之百是荞麦。所以海关官员把整袋荞麦都倒在桌子上。桌子开始闪烁着金色和褐色的光泽，好像一座撒哈拉沙漠的微缩模型摊在面前。筛选荞麦的工作开始了。用手指小心翼翼、细致入微地筛选。海关检查员让荞麦流过他们的手指，筛啊筛，然后突然间——停！手指停下来不动了。出现了一颗奇怪的谷粒。手指感觉到了；它们向海关检查员的大脑发出信号，大脑随即做出反应——停！手指停下来，等待着。大脑说，再试一次，小心一点。手指轻轻地、难以察觉地，轻轻地、难以察觉地，但非常小心、非常警惕地又摩挲了一遍谷粒。手指在调查。苏联海关检查员那经验丰富的手指，训练有素，随时准备把这颗谷粒扼杀在摇篮中，逮捕它，把它关起来。但这颗小谷粒只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是说，只是普通荞麦的一颗普通谷粒，外贝加尔斯克边防站的桌子上撒落着百万颗谷粒，而让它脱颖而出的是一种奇特的形状，是磨盘上某处凸起造成的后果，它变得扭曲、不平整。所以，海关检查员的大脑得出结论，这不是违禁品，没有阴谋诡计，但它仍不死心。相反，它命令手指继续筛选，继续检查，继续触摸，哪怕有一丝丝怀疑也要停下来——立刻停下来！
让我们思考一下，毕竟，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磨坊陈旧而低效。让我们思考这会给外贝加尔斯克的海关检查员带来什么问题。有无数形状不规则的可疑谷粒。每秒钟，手指都会向大脑传送信息。大脑不时发出警报—停！一粒又一粒，一把又一把，一小袋又一小袋，一个又一个布里亚特人。
我无法把目光从这个奇观中移开。我看得入了迷，忘记了铁丝网和瞭望台，忘记了那些狗。这些手指应该去雕刻黄金、打磨钻石。多么细微的动作，多么灵敏的颤动，多么敏锐的感觉，多么精湛的技艺！
我们在黑暗中返回车厢。雪正在落下，靴子底下的冰嘎吱作响。在外贝加尔斯克，我学到了另一个教训，即这里的边界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一所学校。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分为三类。第一类——彻底愤怒的人。他们将是最不幸的，因为周围的一切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使他们陷入愤怒的状态，直至疯狂。他们将烦恼痛苦，饱受折磨。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周围的现实、一切都不会改善之前，他们就会因为心脏病或中风而倒下。
第二类会观察苏联人民，模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姿态的本质是顺应既有的现实，甚至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有句话在这方面很有帮助，值得每天晚上对自己和他人说一遍，不管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多么糟糕：“享受这一天，因为再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了。”
最后是第三类人。对他们来说，所有东西都很有趣，非同寻常，不可思议，他们想了解这个迄今为止不为自己所知的世界，研究它，探测它。他们知道如何用耐心（而不是傲慢）来武装自己，并以冷静、专注、清醒的目光保持着距离。
这就是置身于帝国的外国人所持的三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