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中写道：“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当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时，音乐便成了最自然的选择，它具备超越言语与经验的独特力量。孔子聆听《韶》乐后赞叹：“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而在遥远的西方，古希腊语里的“音乐”一词源自缪斯的艺术，特指配乐舞蹈与诗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将音乐视为神启。书中写道：“所有生长于大地的凡人都对歌人无比尊重，深怀敬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坚信音乐拥有重塑思想、情感与心灵的伟力。在人类漫长的演进历程中，作为核心情感载体与艺术形式的音乐，究竟如何在中西文明交汇的洪流中实现互通与融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学院马克·海吉勒教授所著、北京大学毕明辉教授翻译的《走向全球音乐史》，对此进行了详尽且深入的剖析。
《走向全球音乐史》，[美]马克·海吉勒 著，毕明辉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
音乐起源何处？学界至今未有确凿定论。古老的神话与典籍提供了多种线索：有人主张音乐源于对自然的模仿，“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有人认为是情感宣泄的产物，“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还有人将其归结为劳动协作，“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观点纷繁复杂，难以穷尽。但可以确定的是，自文明肇始，音乐便如影随形。正如书中所言，“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音乐史的演进始终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因此，这本“走向全球”的音乐史，本质上也是一部“来自全球”的历史。
正因如此，音乐在文明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哲学的具象化表达。“乐者，天地之和也”，东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理念在音律中得以呈现。毕达哥拉斯曾断言：“音乐是最高形式的哲学。”聆听音乐，实则是在感悟宏大的哲学世界。同时，音乐承载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教育能培养“对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因为“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它具有净化心灵、培植美德的功效。不可忽视的还有其社会意义。每个时代的音乐都是当时精神的镜像，透过音乐，社会、历史、文化与实践奇妙地相遇。作者强调：“理论、实践、感性和哲学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自古就已成为检验人类音乐选择的共同标准。这一特点跨越时空，通过音乐在宗教、劳作、娱乐和审美等多重语境下的功能而增强，纵观欧亚大陆诸多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更加明显。”人类从未停止歌唱起舞，也从未停止从中汲取智慧、延续文明。
“飞天”演奏早期琵琶图（克孜尔石窟壁画）
伴随人类社会的前行与不同文明的碰撞，音乐的作用愈发显著。即便听不懂异文化的语言，我们也能迅速捕捉到音符与旋律中的共鸣。不同的乐曲让我们感受到同样的阴晴圆缺、起承转合，以及那份共通的眷恋与对永恒的追寻。正是这种情感的相通，促使各民族渴望跨越山海阻隔，寻找让生命不再孤独的文化回响。
走向世界的音乐：三次重大交汇
于是，音乐史上出现了三次关键的交汇。第一次发生在丝绸之路兴起之际，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900年。这是东西方相互眺望的历史阶段。西方，希腊衰落，罗马崛起。罗马人全盘接收了希腊文化，其音乐传统“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罗马继承”，使得希腊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并与其他文明密切互动。东方，中国历经周礼、百家争鸣及秦汉大一统，音乐文化已相当成熟。音乐融入“道法自然”的思想体系，宫廷与民间音乐均受重视，“五度音程”体系确立，笙、笛、琴、瑟等传统乐器相继出现。彼时的两大文明中心——罗马与中国，均已建立起完备的音乐艺术体系。文明相遇，水到渠成。公元前139年、119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将丝路音乐引入中原。《晋书·乐志》记载：“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据此改编为“乘舆”，用作鼓舞士气的军乐，“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西域与中原的交流极大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繁荣，“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笳、箜篌、羌笛等乐器渐次传入，细密地织入本土文化肌理。关山大漠，驼铃阵阵，丝路沿线的驿站、州府与民族，奏响了共同的慨然之声。东西方音乐文化首次大规模汇合。
第二次交汇发生于公元700年到公元1500年间，即传统所称的“黑暗时期”的中世纪。事实上，正是这一时期多种文明的交融，塑造了今日欧洲文化的基础。作者指出，这次重大文化交汇“本质上是在向西运动的力量推动下形成的”，“这一力量从中亚一路进发至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在形成种种深广的文化联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抵达欧洲，并在欧洲形成新的交汇”。阿拉伯、非洲及亚洲音乐在韵律、节奏与曲式上共同影响了西欧音乐的诞生与成熟。这是音乐乃至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不仅促进了文化融通，更为当今全球音乐格局奠定了基础。
来自《阿兹卡提特兰手抄本》，约1550年，显示了阿兹特克人祭祀仪式中使用的木鼓和乌艾乌艾特尔皮鼓。
第三次交汇紧随哥伦布航海之后，时间大约在1500年到1920年，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时代”。在新大陆，欧洲、非洲与原住民音乐交汇融合，成果丰硕。欧洲带来了独特的演唱风格、宏大曲式结构、调式与复调音乐，旨在实现“教化”；非洲音乐擅长精微处理节奏，形成绵延流转的律动；美洲原住民打击乐器丰富，音乐多以单声旋律为主，蕴含深刻文化内涵。多种艺术汇流共生，逐渐衍生出古巴颂乐、墨西哥颂乐等体裁，演化出现代马林巴、美洲吉他等乐器，构筑起崭新丰富的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音乐史上华丽的一章。“发生在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音乐融合现象及其所达到的高度系全球音乐史前所未见，这无疑是大西洋文化的汇聚和新世界农业、技术、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球音乐史：新的概念范式
步入20世纪，技术、商业与交通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音乐全球化进程加速。“美国的非洲-欧洲音乐基因最终超越了各自母胚，演化为一个能量巨大且异彩纷呈的复合体”。多元文化脉流在美国汇聚，催生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音乐风格。蓝调诞生最早，是融合的先驱，以“扎根于美国南方沃土的个人情感”为基调，被视为美国标志及流行音乐基石。爵士乐起源于新奥尔良，融合欧洲与非洲音乐，以即兴创作、“摇摆”节奏、复杂和声及旋律为特征，独具艺术魅力。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蓝调、乡村音乐与南方音乐逐渐汇流为摇滚乐。多元文化的融合使摇滚乐成为跨文化表达的经典范式，风靡全球，涌现出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林肯公园等世界级乐团。流行音乐的持续转型，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不断融合、美国本土文化的生长，以及“全球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嘻哈、说唱及南亚邦戈拉音乐等新形式广为流行。2000年，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创办“丝绸之路音乐计划”，丝绸之路合奏团由此成立。乐团成员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西、韩国等国，演奏融合了笙、琵琶、二胡、班卓琴、塔布拉鼓等多种民族乐器。动人旋律响起之时，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神奇汇流。这类音乐融合的鲜活故事正在全球持续上演。
技术的革新更为音乐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的生产与传播方式首先改变了聆听习惯，继而重塑了生产方式与创作风格，激发了新的美学思想。“技术已经成为人类音乐表演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观众期待着与音乐家面对面地互动，在更为个人化的情景下，体会超真实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流行音乐演出中，现场演唱者通常会与预先录制好的音乐做混合呈现。”技术的深度介入成就了多样的音乐形态：“采样”赋予音乐历史感与现场感；嘻哈与说唱是技术媒介化程度最高的形式；回响音乐源于对现有曲目的大量混音；陷阱音乐由合成打击乐与持续弦乐线条混合而成；故障嘻哈以电子脉冲特效为特点；“未来贝斯”是以合成器主导的电子音乐，情感细腻，旋律清新……技术不仅是生产传播的载体，更重新塑造了创作构想，成为音乐美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独属于20世纪的音乐文化现象。
美国内战士兵和黑人乐手
新世纪曙光初现，带来了音乐的新范式：全球音乐史——这是一种“随着当代全球迅猛变化、人类音乐文化持续转型而产生的新概念范式”。在全球交流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原本属于单一民族或文化的音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为崭新形态。流行音乐的发展、各族群音乐家的成功、艺术音乐与商业音乐的交汇，生动展现了新时期音乐与多元文化构成的旖旎织锦。同时，新技术对音乐定位、风格发展及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跟随作者跨越时空遨游音乐史，我们会发现，音乐早已陪伴无数代人，浸润至每种文化的肌理，帮助众多民族进行沟通与交流。无论是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创作谱曲，还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聆听欣赏，全球音乐的发展演变最终指向更宏大的人类学命题：音乐从何而来？人类从何而来？苍远悠然的古琴、一清如水的竖琴、激昂洪亮的号角、悠扬婉转的风笛、叮叮咚咚的琵琶，如何陪伴人类穿越时间洪流，又将把世界带往何方？或许，李叔同先生的诗句给出了美好的回答：“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