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四川社会科学馆内。参观者在成都的这个场馆里驻足，了解沐川草龙的扎制技艺。这项流传于四川沐川县周边的民间手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让青年学子接续非遗薪火，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与沐川县携手合作。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5月18日，江苏南通。2026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展开幕，现场汇聚了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建筑学等专业硕士及本科毕业生的1000余件佳作。视觉中国供图
拍一部毕业短片，动员20多位伙伴，耗时4天，成本压至1.2万元。这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张然绞尽脑汁省下的“极限价格”：主角是他的外甥，取景地借用了姥姥家的老宅，交通工具则是托关系借来的一辆大车。若换成商业剧组，同等规模的预算至少需要10万元。
做一本摄影集，孤身一人，历时3年，投入高达20万元。在今年的毕业展上，四川美术学院摄影系学生王婧岚的这部作品成了校园里的“顶流”，甚至衍生出“代买周边”的热闹景象。
自2015年起，中央美术学院将校内毕业展升级为面向公众的“毕业季”。如今，央美毕业展日均吸引近1.5万人次观展。2025年，四川美术学院“开放的六月”毕业展在全展期内接待了75万人次观众。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指出：“走过11个年头，毕业展已不再局限于展览本身，而是演变为一种具备节庆氛围和文化消费属性的大众文化现象。”
在现场，关于毕设花费的说法不一，有的几千元，有的数万元。当被问及“毕设能否助力就业”时，有人直言“难”，也有人坚定表示“我相信它有用”。
6月30日，四川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馆内，参观者正在欣赏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带来的版画作品。当日，该院第四届文化创意周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在此拉开帷幕。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同日同地，一位工作人员正向观众介绍一件名为“巴蜀脸谱，丝络乾坤”的装置艺术作品。这件由学生创作的作品曾荣获四川省职业技能大赛铜奖。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把片场搬回“姥姥家”
邓杨晨本科毕业于某传媒大学导演专业，其毕业设计短片耗资超过20万元。即便三人平摊，每人也要承担近10万元的支出。他透露，在头部影视院校导演系，“毕设成本普遍落在20万至30万元这一区间”。
“我本科四年没怎么好好上课，一直在外面兼职参与商业项目拍摄，才攒下这笔钱拍毕设。”邓杨晨坦言。
他认为，文艺片开销相对可控，但极度考验学生的艺术感知力；而类型片的花销则难以压缩。“以设备租赁为例，专业电影镜头日租金几千元，拍几天就得小几万，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一旦超时，日成本就要乘以1.5倍。
一名来自河北的小演员曾参与多部学生毕设短片拍摄。她发现，尽管片酬被压得很低，但经常要从早拍到深夜，“比拍短剧还累”。学生剧组为了省钱常把日程排得极满，但因经验不足，一环脱节便导致延时，“本想省钱，结果花了更多钱”。
2024年，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学生创作的《超级蜂巢》登上热搜。该作品由一摞裁剪纸板、机械驱动的动态纸箱及底部屏幕构成，屏幕上循环播放纸箱制作、回收与搅碎的视频，箱体表面投影着向上攀爬的手部影像。部分网友质疑这不过是“废纸壳”或“一堆垃圾”。
作者随后解释，该作品需使用特殊纸盒，总耗费约2万元，涵盖人工搬运费、钢板焊接制作费等。
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陈正达在文章《世界再展开——在计算时代重申艺术的“壮游”与教育命题》中提及评价范式的转移。他表示，“2025毕业季创造的超高流量宣告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隐性‘评价权力’击穿了学院围墙”。
一些学生反映，在这种审视目光下，预算不知不觉超支。向社会公开展出意味着毕设不能“水”，也不敢“水”，而代价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呈现和布展都需要真金白银。
有人自力更生，也有人尝试众筹。部分学生附上作品阐述、个人简介和创作大纲，在线上发起筹款。但记者查询发现，绝大多数毕业作品的众筹以失败告终，筹集的资金主要来源仍是亲人和朋友。
一位十多年前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回忆，当年为了拍毕设，他们四处拉投资、找赞助。那时房地产市场火爆，他拜访多家房产经纪公司，最终一家愿意向一无所有的学生剧组赞助3万元。
张然本科毕业于西南某综合类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现于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他的本科毕业作品靠的是“省”。他一路依靠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利用课余时间“接活儿”养活自己，同时积累人脉与资源，甚至培养出几位能协助自己拍摄毕设的学弟学妹。
为节省场地费，张然将片场迁回老家县城。主要拍摄地是姥姥家的旧屋。主演是他的外甥，其他小演员是从当地一所小学海选而来；作为交换，他为学校制作了多期宣传视频。这支拍摄4天、涉及20人的剧组，总花费仅1.2万元，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往返交通和伙食。
在动辄花费十几万元的影视剧组中，张然将有限资源发挥到极致。“好故事不需要太大成本。”他说。
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设计系学生李家和的毕业作品《地儿》，由6人团队完成，总成本5000元。该片入围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基石单元，是那届戛纳入围的4部华语短片之一。
《地儿》讲述因一场意外，两位主人公寻找心中理想之地的故事。影片时长24分钟，拍摄条件简陋，连录音杆都没有。拍摄周期仅10天，导演李家和每晚都会进行剪辑复盘。
6月1日，杭州，观众在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上观看多媒体艺术装置《天文仪器》。视觉中国供图
机会与损失
今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展期间，毕业生王婧岚的摄影作品前总是围满人群，甚至有人专门代购她的毕设周边获利。
这部题为《21世纪巴别塔》的毕业作品，王婧岚耗时3年，投入20万元。她从美洲出发，抵达埃塞俄比亚，记录下沿途战区、荒原、雪原及城市中人们各异的生活状态。
记者注意到，毕业展现场每件作品旁均贴有二维码，多数指向创作者的个人社交平台账号。部分参展学生的抖音、小红书粉丝量显著增长。毕业生郭婉钰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五一”假期她的小红书涨粉900+，抖音从零涨粉至700+，播放数据从个位数跃升至5位数。
已是自媒体博主的王婧岚认为，可以“依托毕业展流量，吸引投资人、策展方关注作品，挖掘附加价值”。
在某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就读的本科生康倪告诉记者，所在专业办公楼有一间房专门存放往届学生留下的作品。业界通常认为巨幅书法作品更能彰显学生的创作水准、运筹能力及基本功扎实程度，但巨幅作品材料费和装裱费高昂，且“往年基本卖不出去”。相比之下，如今许多同学选择制作小巧的书法作品，既符合大众装饰收藏需求，也“更好变现”。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洪荣满在其署名文章《我是主角——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展现场观察》中提到，情绪疗愈装置、趣味互动等元素几乎成为每年毕业展的“固定节目”，最容易在“大型带娃艺术启蒙”式的观展现场获得关注与传播。他提出疑问：“选题的不断重复令人思考：毕业创作是否还能探索更多新方向？”
一位在广东某职业大学教授设计课程的教师告诉记者，她自己做本科毕业作品时投入了不少资金，因为做的是装饰品，很快就被订购，基本回本。
当时她准备继续深造，毕业作品恰好成为申请学校的作品集素材之一，“所以我可以慢工出细活，投入时间和金钱成本去做”。
后来，她凭借本硕时期的课程作品和毕业作品创立了自己的首饰品牌，并运营至今。
但她成为教师后，常劝学生“量力而行”。她发现大部分学生不愿在毕业作品上多花钱。一方面，她所在的学校并不重视毕业展，学生很难从中获得实质收获；另一方面，对于首饰设计而言，原材料可选便宜的，但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前期需实习，没时间“手搓”，“找工厂做本身就很贵”。她理解学生有不同的出路，并不会在毕业作品上为难他们。
一些在国外学习艺术的留学生同样面临毕设花费问题。本科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某高校读工业设计专业的林悦，毕设做了一款治头疼的耳机产品，学校组织了毕业展览，“整个墨尔本的市民都可以来参观”。据她观察，也有公司人员去看展，她想这对求职或许有帮助。于是，为了让展陈效果更好，她的许多同学从中国海运质量更好的展板，付出了更大成本，“光运费就几百块钱”。毕业展览时，她在展区留下了名片和作品小卡片，但未收到任何回音。
如今，林悦即将参加秋招。尽管本硕两次毕设都投入了心血和金钱，但她不打算用学生时期的作品或课程作业去求职，而是又花了一些钱请机构人士帮忙制作求职作品集，“学校做的东西和公司看的不太一样”。例如，学校明令禁止在毕业设计中使用AI，但现实中一些岗位招聘时会要求求职者具备使用AI产品设计的能力。
一名互联网大厂UI（用户界面设计）设计师曾面试过不少设计专业实习生和校招生。他不看重作品花了多少钱，也不在意毕业展览布置用了多少心血，有时甚至不看学生时期的作品。“我们只看重求职者是否有用设计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在他看来，实习作品的分量远重于课程作品和毕业作品。
他通常通过学生的课程作品考察其“审美”和“天赋”。但他提到，大部分学生作品“天马行空”，缺乏实际业务场景和调研，有的难以落地。但在实习作品中能看到其在业务环境中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及可能存在的“系统的工作方法沉淀”。
他提到一位印象深刻的求职者。对方仅在小公司实习过，甚至是半路出家，研究生才转数字媒体专业。他的作品集只展示了一个简单的交互设计页面，但其中可见其复盘和思考，“可能他的收获只是明白——设计不仅要为自己的创意负责，还要说服相关利益方，并考量技术能否将创意落地”。
正因这种面向公众的毕业展存在，学校每年都能从中洞察社会的一些变化。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寇疆晖表示，对学校而言，这场毕业展览并非句号，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教学中已然发生的变化，“也提醒我们持续追问：如何让艺术教育更贴近真实生活？如何让青年创作更深地介入城市与社会？如何在技术剧变的时代，守住人的创造力、审美力与文化判断力？这是当代美术教育必须持续作答的时代课题”。
5月18日，浙江金华，浙江师范大学设计与创意学院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在金华市城市展示馆举行，观众正在参观3D打印可穿戴艺术装置毕业设计作品。视觉中国供图
贵有贵的拍法，便宜有便宜的做法
一位广播电视学专业大学教师告诉记者，为破除“唯论文”倾向，帮助学生更好地面向实践和就业，他所在学院允许非“艺考生”学生选择以毕业作品代替论文毕业。比起论文，他越来越倾向于让学生选择毕业作品。
这位教师坦言，老师们默认毕设需要投入成本，但“贵有贵的拍法，便宜有便宜的做法”。
2022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一部名为《智能手机》的电影入围，其成本仅300元，其中150元都给了未出镜女主的配音。尽管画面单调，后半段“可以靠听”，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这位老师并不否认更多预算能带来更好的画面和声音，但他强调，“内容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考虑呈现”。
他鼓励学生互相合作以省去人力成本，也建议他们多从自身寻找选题，“新冠疫情那几年，出了很多非常不错的私影像”。受出行限制，一些学生拍摄纪录片作为毕业作品，主角是自己、朋友或父母，“这些选题接地气又有思考”。
一名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毕设上倾注了大量精力。尽管她已拿到一家互联网大厂产品经理岗位的录用通知，与本专业关联不大，但她并不后悔。她拍摄的题材聚焦“母女关系”，将许多未说出口的矛盾埋藏在片中。拍完这部作品，她感到有些事终于能过去了，“这对我的疗愈是难以用价格衡量的”。
1995年，贾樟柯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与二十几位同学凑齐各自资源，想拍摄一部叫《小山回家》的短片。摄影师借来一台摄像机，录音师靠关系找来话筒和录音机，贾樟柯拿出写电视剧存下的积蓄。设备被提前收回，他们没有钱再租，剧本里一条完整线索被迫砍掉；剪辑时没钱租机房，到处蹭免费两三个小时的空间，有时刚坐下就被轰走。但就是这部粗糙的作品，帮助他找到了第一部长片《小武》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成为他导演生涯的起点。
多年来，学校也在探索如何给予学生补贴和支持。体系较为完善的高校之一是北京电影学院。
1958年8月，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这也是现在的青年电影制片厂前身。如今，北电本科生每年可申请“毕业联合作品”，通过答辩后可分批获得“青年电影制片厂”的资金扶持。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李伟提到，此举旨在形成“教学-创作-竞赛-孵化”的闭环育人机制。
此外，据记者了解，国内部分院校为学生提供毕设资助。如中国美术学院会为毕业生提供数百到上千元的资助，南通理工大学为艺术类学生每人划拨200元毕设预算。大多数院校在学生作品获评推优后，可获得一定数量奖金。
林悦提到，自己的本科学校会以工作坊形式支持学生毕设。工业设计专业要求学生做出1:1的产品模型。工作坊里的机器免费，还有老师帮忙将想要的结构做出来，“学生可以在工作坊买一块木头，锯成想要的形状，再打磨”。纯手工操作可省下一大笔钱，但代价是成品“不够精致”，不过“老师最看重的仍然是你设计的产品究竟是不是解决了你最开始提出的问题”。
不仅是设计要解决问题。每年毕业季，张然总能听到“因为拍片闹掰的事”，看到因与导演一两句话不合，就删掉已拍摄素材罢工的人。拍摄费用如何分担，往往是矛盾的焦点。
但在张然看来，这或许正是毕业作品真正的意义所在。缺钱、缺人、缺资源，恰恰是“艺术”这门课的一部分。
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奖《狂野时代》导演毕赣，早期作品均在家乡凯里完成，演员是他的小姑父。大二时，毕赣拿着姑妈给的一万元，试着实践学习成果。后来，他在一些电影节上结识志同道合伙伴，组成了后来拍摄《路边野餐》的班底。
拍摄《路边野餐》时，他兜里只有2万元。后来大学老师又“投资”了10万元，最后这部登上大银幕的电影在拍摄期间仅花费20多万元。
“你在行业里、在市场上，这种事只会更多。”张然打了个比方，“毕设相当于下山之前，师父交给我的最后一道考验。没通过考验，下山可能挨更多的揍；通过了，挨的揍就少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林悦、邓杨晨、张然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 实习生 蒋一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7月29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