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本昌
AI修饰生成水彩画。 《补拙记：游本昌自传》：游本昌口述，康路凯撰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甘愿做块“佐料”
1956年，我搭火车抵达北京，一心想在国家级舞台上施展拳脚。谁知往后将近30年里，我接手的79个角色中，竟有77个是毫无存在感的龙套。
这落差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正式公演时，主角的履历写得详尽，轮到介绍我，纸上只冷冰冰地印着四个字：“本院演员”。老师看穿了我的沮丧，宽慰道：“别总盯着面子，你是里子，还是硬里子。衣服没好里衬，面子也撑不起来。”听罢，我心念一转：行，那我就做个“佐料演员”。在戏台上，条件优越的演员好比鱼头、海参，是大菜的主角；而我，就是那葱姜蒜。没了佐料提味，再好的食材也乏味。打那日起，我再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小角。我心里默念，只要站上舞台，哪怕只是块背景板，也得做块“有戏”的背景板。
其实，演龙套并非没有滋味。因为没有既定框架，反而留出了发挥的空间。当然，这空间不是让你瞎演，我的龙套，是用功夫堆出来的。
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期间，我担纲了两个仆人角色。一个是话剧《一仆二主》里的，跟着大主角走；另一个出自《大雷雨》，无名无姓，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我总觉得，无声之处亦有文章可做。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我下了苦功。哥尔多尼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留下的19个剧本，被我翻来覆去研读，只为摸清作家的笔触与风格。我又找来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关于那个时代话剧表现的总结——“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所谓黑暗王国，指的就是农奴制社会。我演的仆人，绝非普通的“下人”，他肩上扛着时代的重压。找准这一点，角色的“任务”与“行动”便有了根基。我还翻阅了大量名画，细究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及其他油画中人物的眼神与体态。至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外文书店里有售的，我几乎扫荡一空。
最终，我对《大雷雨》中仆人的诠释，获得了苏联专家“经典龙套”的评价。这部戏，周恩来总理前后看了两遍。
有了此番积淀，1960年，《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开机。演出前两天，院长欧阳予倩突然把我叫去，让我顶替出演列宁。老院长看我演得惟妙惟肖，仿佛已打磨数月。实则，过去一个月我都在排演室旁听。回宿舍后，我满墙贴满列宁照片，资料室也成了常客。时刻准备着，这是演员的本分。说句掏心窝的话，谁不想当主角？谁不渴望一个能尽情挥洒才华的角色？这是人性使然。正因我把列宁的动作神态琢磨透了，首演方能一击即中。
“济公”成了我的老师
1985年，电视剧《济公》找我主演。导演起初心里没底，毕竟我过往的舞台形象或是严肃，或是悲苦，跟“喜剧”二字沾不上边。
导演问我：你眼中的济公是什么样？不知怎的，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四年级时爱听的苏州评话。我当即模仿起说书先生的腔调与神态，那股子“疯癫”劲儿一下子出来了。导演看完，心中有了谱。
这件事再次印证，演员这行，没有白流的汗。台下和生活中的所有积累，总在不经意间派上用场。
济公是我的第80个角色。拍摄历时8个半月，我几乎是拼了命，将半生艺术修养、生活阅历以及近30年龙套生涯积累的精髓全部倾倒出来。每天睡眠仅4小时左右，每场戏开拍前都要反复推敲人物与调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拼搏，人生能有几回搏？尤其在50多岁时，还能遇到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
《济公》的故事多源自话本，靠说书人口耳相传，算不上严谨的文学作品。原剧本有个情节：济公用脏手抓馒头，一抓，留下五个黑手印。老板向他要钱，他没钱，老板就把馒头塞给他吃了。我当时就觉得别扭，这哪是济公，分明是“吃白食”。于是我们改了剧情，让济公给了老板馒头的钱。
除了琢磨人物调度，服装道具我也没放过。剧组的戏服崭新，怎么行？我亲自上阵做旧，搓揉、拉扯，甚至用剪刀划破。原著写“醉眼乜斜睁又闭……破僧鞋，只剩底……”，但这只是表象。关键在后一句：“专管人间不平事”。他的“破”，是为了衬托心中的“不平”。心里装着天下苍生的苦难，哪还有闲工夫在意衣衫是否整洁？
对济公而言，他已从一个角色升格为我的老师。是他重塑了我的艺术观、世界观乃至性格与命运。拍完《济公》，我推掉了许多邀约，刻意保持距离。这一闲，便是近20年。
演《繁花》忘了年龄
2020年，电视剧《繁花》递来橄榄枝。剧组寄来两页纸台词，让我拍视频试镜。我断然拒绝：隔着镜头那不是试戏，那是交作业。演戏需要人与人的真实碰撞，必须面对面交流才有效。见面聊得很投机，我对主创说：“《繁花》的写法借鉴了《红楼梦》，结尾过于悲切，这不对。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应当生机勃勃。”
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难关，是单机位拍摄。作为话剧演员，我习惯鲜活的、当下发生的真实交流。若每次表演都一模一样，那就成了机械的“舞台匠艺”。但电视剧要求同一场戏重复多遍，且走位必须毫厘不差，才能捕捉多角度素材。
这让我痛苦不堪，尴尬至极。一位快90岁的老人，在片场连机位都跟不上。收工后，愧疚感涌上心头。我想起了那位美国演员的话：一句台词要念几百遍，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不靠脑子靠身体去演。
我让工作人员将酒店房间布置成剧中场景，用手机自拍表演。一遍遍回放，一遍遍修正，直到一场戏基本定型，次日进组拍摄才算过关。
那天，我带着阿宝去做西装。看着“改头换面”的阿宝，我眼眶湿润。观众解读说，我在阿宝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其实，当时流泪最直接的原因，是我终于通过了拍摄关卡，过程着实不易。不过，我也乐见观众的多重解读，毕竟那一刻的情感流露，确与剧中情境相符。
从2020年到2023年，我从87岁走到90岁，断断续续在《繁花》剧组耗去了3年时光。熬过无数个大夜，来回走位丈量了多少路程，以至于后来双脚肿胀。飞页剧本不断，拍摄与修改同步进行。案头上剧本堆积如山，助理感叹，从未见过哪个演员的剧本如此厚重。
候场时，我常坐轮椅，因为片场人多缺氧，有时还需吸氧。但只要摄影机启动，我便打起十二分精神。支撑我的不是责任感，而是创作的激情。它让我忘却了年龄，那段日子，真是激情燃烧。
杀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仍沉浸在角色中不愿抽身。如今回想，真是有些迷惑颠倒。感恩“爷叔”，你赋予了我太多。如今，我该回归人群，一路向前。我也该重拾神通，济世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