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培源
薛忆沩在《“李尔王”与1979》里，把个人命运和历史纠葛编织在一起。这部小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关于故乡的记忆闸门。从2020年到2024年，他的“故乡人”系列小说陆续问世，包括《故乡》《海燕》《初恋》和《“国脚”》，最后集结成《故乡人》出版。这成了他近四十年写作生涯中的又一枚文学硕果。
《故乡人》承袭了薛忆沩的一贯路数：借个人的“小历史”折射时代的“大历史”。历史的虚实难辨、个人与时代的相互映照，始终如影随形。不过，相比过往作品，《故乡人》有了显著转向。虚构成分淡去，自传色彩浓重起来。书中的人和事，大多源自作者的故乡长沙。比如《故乡》里，“我”寻找的那家米粉店旧址，就在母亲曾任教的周南中学附近；《初恋》中导致主人公初恋夭折的母亲，与《海燕》的主人公出自同一原型，都是薛忆沩母亲的同事；《“国脚”》里那位高考志愿全填“北京大学物理系”却名落孙山的学生，同样有迹可循。为了营造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真实质感，这四篇小说统一用了第一人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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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乡》为例，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看到题目，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同名之作。薛忆沩的《故乡》依然沿用“归乡-离乡”的结构，但时代语境变了，呈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无处安放的“乡愁”。小说里的“我”是个作家，回国返乡时，发现长沙已面目全非。昔日的街道换了新颜，曾经生活的国营工厂变成了高档住宅区，满眼皆是陌生与隔阂。面对故乡的“消失”，“我”怅然若失，直到意外重逢父亲国营工厂的老同事傻杜，关于工厂的记忆才彻底浮现。时光流转，四十年过去，“我”印象中的傻杜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可眼前向“我”走来的老人却“体型饱满，显得相当富态”。
小说表面写故人重逢、投桃报李，实则揭开社会发展复杂的侧面。在剧变之中，傻杜身上的质朴与善意显得弥足珍贵。整篇叙述从容不迫，作者耐心交代“我”返乡的前因后果，而故事“内核”（与傻杜的重逢、四十年前傻杜与父亲的交往）仅简略勾勒。“我”与傻杜相遇后，记忆碎片清晰重现，张弛有度、详略得当间，情感反而饱满且充满张力。
循此脉络，“故乡人”的叙事模式渐趋清晰：打捞记忆，重返昨日世界。到了《海燕》，第一人称讲述者从《故乡》的儿子换成了母亲。《海燕》借鉴说书技巧，借助一通越洋电话，让“说者”与“听者”同时在场。因此，小说至少有三位叙述者：主人公“我”（整个故事的讲述者）、“我”的儿子，以及那位未露面的“文章的作者”。题目中的“海燕”，自然指向这位迎接人生暴风雨、百折不挠的女性形象。此外，薛忆沩动用小说家的虚构特权，在老人追忆中穿插其童年在上海与鲁迅的“会面”。如此，《海燕》以巧妙方式与鲁迅及前一篇作品形成深层互文，叙事时空陡然扩增，气象愈显宏阔。
沿前两篇开掘的路径，《初恋》以更复杂精巧的叙述层次，追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成长故事。小说将邻居兄长的初恋、“初恋”对象母亲的故事与“我”的成长经历穿插叠加，线索看似繁多，实则不乱。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以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让准确生动的细节频频闯入视野，让“昨日的世界”那迷人的氛围一次次感染打动读者。
和《初恋》中的母亲一样，《“国脚”》中绰号为“国脚”的表舅命运跌宕起伏。还在读小学的表舅进入足球特招班，但成为专业运动员的选择遭父亲激烈反对，只能入读正规中学。事情很快转机，父亲去世后，表舅赶上省体校最后报名期限，成为省青年足球队主力并获得全国亚军佳绩，最终过上庸常却不失幸福的安稳人生。表舅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的未来与最初理想背道而驰，缘由正是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这是一篇关于命运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小说。
从《遗弃》到《白求恩》，从《空巢》到《希拉里，密和，我》，再到《“李尔王”与1979》，历史与人的关系一直是薛忆沩关注的主题，“故乡人”系列亦不例外。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小说家采取了一种“冒犯”姿态——除《“国脚”》外，《故乡人》其余三篇分别与鲁迅《故乡》、高尔基《海燕》、屠格涅夫《初恋》同题。这种“冒犯”，既是致敬世界文学经典，又显露出他与大师们“扳手腕”的野心。在温和讲述中，流淌着薛忆沩对人性、人心的体恤与洞察。在此意义上，《故乡人》遵循记忆的语法，循着记忆纹路重返“昨日的世界”，真实描摹人在历史中的复杂处境，从渺小个体中，照见人性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