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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既没留下文字、也没被史书记载的青铜文明，凭什么能和商周平起平坐？那些长着凸眼纵目的面具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被岁月掩埋的秘密？想搞懂这些，还得先捋一捋三星堆的前世今生。

这地方之所以叫三星堆，是因为有三个黄土堆呈一条直线排列。最早跟它结缘是在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用水车抽水时，意外挖出了一批玉器。

他当时也不晓得这东西有多贵重，只觉得是古董就拿去卖，结果引来了大批古董商，广汉一带瞬间掀起了挖掘热潮。好在当时的广汉县长罗雨苍脑子清醒，认定古物归国家所有，立马下令严禁私人乱挖。

多亏这位县长的坚持，不然在那个动荡年代，这些宝贝恐怕早就流失海外了。到了1934年，华西大学对三星堆进行了首次发掘，出土了六百多件器物，三星堆这才正式走进公众视野。

当年，三星堆的玉器资料曾被寄给郭沫若。虽然鲁迅曾调侃他“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但这不妨碍人家学术功底深厚。郭沫若虽未亲临现场，仅凭直觉就判断这批文物属于周汉之间，在当时已属难得。

可惜后来因战乱频仍，研究被迫中断。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物部门虽有调查，但真正的大规模发掘要等到1986年。

那年，广汉工人在取土烧砖坯时，不慎挖断了一块玉环。工人立即上报考古队，随即展开了抢救性挖掘。两个大型祭祀坑就此揭开面纱，其年代与商朝同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坑内共出土了一千七百多件青铜器、玉器、漆器和陶器，还有八十根象牙以及四千多枚海贝、铜贝等货币。如今，许多文物陈列在当地的三星堆博物馆，而像历史课本里那个著名的纵目人像面具这类国宝，则珍藏于北京的国家博物馆。

此后三十多年间，即直到2019年，三星堆再无进一步发掘。坊间因此流传各种说法：有的说这里有外星人密码，有的称其与玛雅文化有关；更有甚者言之凿凿，声称停止发掘是国家意志，因为该文明与中国文明无关，深挖会动摇中华文明古国的自信。

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三星堆的研究从未停歇。多年不发掘的真实原因很简单：1986年出土的文物已足够学者们研究大半辈子。考古绝非盗墓，挖出只是第一步，清理、保护、解读背后的意义才是重头戏。学者精力有限，只有在前一批工作完成且确有必要时，才会开启下一轮挖掘。

前几天公布的成果显示，此次工作始于2019年，历时两年至今，完成了“六个祭祀坑清理工作”，这才向外界通报。并非如某些人胡乱猜测的那样神秘莫测。由于出土物品过于庞大，学者们仍在整理中。

回顾1986年的那两个祭祀坑，发现之物足以惊艳世人。最负盛名的象征——纵目人像面具，眼球不仅突出，更呈柱状延伸。为何面具造型如此惊悚？有学者推测，或许当时统治者患有甲亢，导致眼球突出，面具对此进行了夸张再现。

这种大眼睛特征也与四川古称“蜀”密切相关。“蜀”字上部为“横目”，有观点认为这是眼睛的象形，整个字描绘的是一个拥有大眼睛的人。当然，《说文解字》释“蜀”为蚕，这与古蜀国开国君主蚕丛的传说相呼应。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文献记载蚕丛“纵目”，此青铜面具极可能是其形象写照，也佐证了“蜀”字的起源。

除面具外，三星堆还出土了一棵高近四米的青铜神树。树枝分三层，挂有二十七个果实，站立九只鸟。中国古代神话中常有通天神木之说，如西南建木、东方扶桑，被视为连接天地的通道。《山海经》所载西南建木，方位正对应今四川地区。

天地联通虽属虚妄，但神话折射出古代中国的宇宙观。这颗青铜神树，正是古蜀人信仰的实物见证。自发现以来，三星堆青铜树影响深远，甚至成为《盗墓笔记》中的重要线索。

古人长啥样？出土的人像提供了答案。这些人像多为大眼睛，脑后梳着小辫，颇似清朝发型。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巨大青铜立人像尤为引人注目：耳戴圆环耳饰，身着三层薄衣，内层及膝，后摆开衩，衣饰花纹精美，展现了当时贵族的装束风貌。

三星堆文物浩如烟海，逐一细讲需数日几夜。这些文物证明了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存在，意味着在中原商朝时期，四川地区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文明体系。

通常判断文明有三要素：金属冶炼、城市和文字。三星堆直接或间接体现了这些标准。先看金属冶炼，大量青铜器便是铁证。良渚、二里头等遗址因缺乏大规模铜器，只能称为“文化”。按此标准，中原文明最早可追溯至与三星堆同期的商文明。

至于青铜技术是否由三星堆影响商朝，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青铜技术独立发展，未受商朝左右。再看城市，三星堆发现了大规模聚落，远超村落范畴。制造众多贵重青铜礼器需要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专职人员，这意味着有人供养工匠，这是城市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上此类大规模手工生产并不多见。

最后是文字。三星堆目前未发现大量文字留存，但这不代表没有文字。青铜器上的图像本身蕴含丰富意义，可能是比象形文字更古老的原始文字。退一步讲，若没有发达的文字支撑复杂的分工合作，如此精湛的青铜冶炼难以实现。因此，三星堆很可能拥有文字，只是尚未被发现。

综上，三星堆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明。

公元前1000年的中国土地上，能称文明的寥寥无几。中原商文明为人熟知，历史教科书将其作为正统朝代记载；而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明却鲜有文字记录。有人认为这就是文献中的古蜀国，但三星堆文明毁弃于商朝晚期，而古蜀国灭亡于战国时期，故三星堆可能仅是古蜀国的一个阶段。无论如何，它意味着四川盆地曾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意义重大。

这也引发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思考。许多人认为中华文明自商周发端，源自河南，周边民族被视为“蛮夷”，文明程度不及华夏正统。三星堆的发现彻底颠覆了这一观念。若在商周时代，中国大地已有如此发达且独立的文明，便不能简单将华夏之外斥为“蛮夷”。过去华夏与周边文明的关系、华夏是否吸收了外来先进文明成果，均需重新审视。

这也解释了前文所述：为何有人担忧公开三星堆秘密，自1986年后不再发掘，怕出土证据表明中华文明源于外来。其实大可不必。

“人类起源于非洲”已是国际共识，文明受外来影响并不可耻，即便真受西亚影响，也无须遮掩。况且，这对普通百姓有何影响？即使证实三星堆文明源自外来，大家照样上班、还贷，生活照旧。无需过度焦虑。

顺着这一思路回望三星堆的谜团，一切豁然开朗。1986年两坑开启，现场人员无不倒吸凉气：数百件青铜器堆积，既无司母戊鼎般的礼器，也无甲骨文卜辞，只有一群大耳、凸眼、戴金面的“怪人”。

青铜大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公斤，伫立高台俯视众生；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眼球夸张地向外柱状凸起16厘米。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外星人”，甚至牵强附会至苏美尔或古埃及。但翻阅《华阳国志》可知，古蜀国第一代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实则是古蜀人为祖先塑造的神像。更硬核的证据来自丝绸。

从三星堆青铜器缝隙中提取的丝绸残留物，经碳十四检测，年代锁定在距今3000年至3200年，恰与商王武丁时期甲骨文中攻打“蜀”的记录、《蜀王本纪》中蚕丛“衣青衣，教民蚕桑”的描述形成物理闭环。

坑内出土的4600多枚海贝，鉴定均为产于印度洋深海的“环纹货贝”和“齿贝”。它们沿着早于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从南亚辗转进入四川盆地。

那根长1.42米、重463克的金杖，虽借用西亚权杖形制，却刻有本土鱼鸟纹饰，彰显了中华文明“来者不拒、全盘内化”的韧性。

至于三星堆为何突然“断片”，青铜神树被砸断、玉璋被烧白、象牙层层堆压，这可能是一场神权与王权更替的政治清洗——胜利者通过盛大的“燎祭”，将旧时代神器掩埋入坑，一埋便是三千年。

它的消失并未切断基因传承。对金色的崇拜、对天空的想象，顺着长江流淌，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汪洋。

三星堆无需自证归属哪个朝代。它用那双凸出眼眶16厘米的大眼睛向世界宣告：中华文明起源绝非黄河流域的“独角戏”，而是“满天星斗”。古蜀人与铸鼎的商朝人共同构筑了那个伟大的青铜时代。

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