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杭州，孩儿巷高家的闺秀高诵芬嫁给了金洞桥徐家的商贾之子徐定戡。自此，徐、高两家的命运齿轮紧紧咬合。婚嫁、战乱、动荡、远走……几代人的悲欢沉浮，不仅映照出两个家族的兴衰，更折射出整个中国百年的沧桑巨变。
高诵芬的儿子徐家祯年逾杖朝，在漫长的岁月中整理旧忆与老照片，完成了50万字的《山居续忆》并交付出版社。未曾想，新书尚未面世，他便追随母亲而去，永远离开了我们。这让人感慨：《杂忆》让我们目送一个时代远去，而《续忆》的时代回响，已然送走了最后的亲历者。
01 一部百年“江南梦华录”，是家史更是国史
作者以八十四岁高龄，回望从晚清至民国以来祖辈、父辈及自身的经历。足迹从杭州延伸至上海，从中国拓展至海外。家族子弟历经战乱动荡，也见证兴业变革，有人投身实业，有人留洋求学，有人参与并反思时代浪潮。作者借江南两大家族的家史，照见中国百余年的风云变幻。
相较于母亲的前著《山居杂忆》，作者的忆作不仅将个人记忆记录得更为翔实，还扩充了更多父母生前口述的家史细节。这些内容可视为对地方志以及清史、民国史的有益补充。
往上追溯，外公的母亲是清朝兵部右侍郎戴熙的孙女。书中借此介绍了远祖戴熙，此人可谓文武双全。其画作名望极高，为官则尽忠职守，被咸丰帝追谥为“文节公”。高庄主人爱鹤，在庭院中饲养，鹤死后还在庭中立碑修冢，碑文由有“石鼓篆书第一人”之称的清末海派四大家之一吴昌硕书写。这般雅韵风流，如今的我们似乎只能在《世说新语》或《红楼梦》中寻得踪迹。书中还收录了清代闺秀诗作、民国典礼记录、旧宅样貌等一手信息，文献、古迹、口述三方互证，成为研究西湖园林、江南文人生活及近代地方风物的珍贵旁证。
作者母亲所在的高家是杭州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祖上曾被南宋皇帝封为“五代王”。他们在杭州拥有龙井茶场、西湖庄园“红栎山庄”、狮峰别墅“意胜庵”，甚至地方志《西湖新志》中均有记载。
作者父亲所在的徐家，祖孙五代在杭州经营丝绸业长达百余年，曾被人赞为“五世一业”。徐家生意做大后，作者的曾祖父在家乡安昌盛陵创办了一所免费小学；家族事业的主要兴办人三叔祖徐礼耕秉持实业救国理念，保存国家元气，逝世后的悼词称他为“丝绸工业的巨子”“真正的爱国民族企业家”。
《山居杂忆》中被无数读者惊叹“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盛大婚事，仅是江南富庶人家的表象而已，《续忆》之意也不在炫耀昔日辉煌或控诉一日尽丧的多舛。两部厚重的回忆录，一如宋代的《东京梦华录》，既是彼时婚丧习俗和民风时尚的记录，又是摒弃所谓“贵族文学”的“人的文学”。无论表里，此作都可堪称一部“江南梦华录”。
02 重现那些渐渐被遗忘的中式浪漫和礼仪
在“国潮”“古风”“新中式”大兴的当下，中国人在传统中找到了文化自信，传统审美强势回归。但对于积淀尚浅的年轻一代，往往只求其表，不解其里。《山居续忆》中记述的一些庆典礼仪的场地布置、席位安排、礼乐陈设等细节，完整还原了旧时代庄重典雅的传统仪式。
书中记述高老太爷晚年有两件轰动杭州全城的社交活动：一件是做“重谐花烛”，一件是“重宴鹿鸣”。这等礼制早已淡出国人的生活，连名称都鲜为人知。品读细节，却能感受中式礼仪的仪式感与文化底蕴，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
“重谐花烛”指结婚六十周年时要重新举行一次婚礼。作者的外公为他祖父母的庆典在报上登广告邀请全杭州人参加，摆了一百多桌酒席，门庭可谓“车如流水马如龙”。当时杭州军阀孙传芳也亲自去高家贺喜。
“重宴鹿鸣”即中举后一个甲子（六十年），重新按中举形式，邀请同年中举者和亲友举行“鹿鸣之宴”，摆酒庆贺。高老太爷举宴时，中国也早已废除科举，宴会过程也无口述。幸有亲戚钟毓龙在所著的《说杭州》中有详载，详细到座次的安排：“西南向设宾座，东南向设主座。其旁则为参观者，分二种：一为柬请者，一为分券者，略有等差。下设座三：东一西二，相对向，为傧相之席。阶下陈列钟、磬、笙、簧等乐器，皆假诸孔庙。……”
这些礼仪，究其里，是作者通篇强调的“道德传家”，才使得高徐两家的传说得以代代称颂，而非徒有铜臭的骂名。在作者的童年记忆里，“十岁以前，我生活在一个五六十口人的大家庭中。其中，大约一半是主人，一半是用人”，家中却一向主仆同桌而餐。后来在动荡中高家败落到极困窘时，曾经的用人还惦记着在中秋为他们送去两个小月饼。命运无常，富贵时与人为善，贫贱时才有知遇之馈。这正应了古语：“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03 记录今人难以想象的摩登往事和超前女性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民国时期的上海早已出现电话下单、跑腿配送的服务。身为“40后”的作者出生在上海，童年时想吃冰激凌，只要打个电话给“大自鸣钟”一带某家食品店，马上就有小店员骑着脚踏车把用棉花胎包好的冰砖、紫雪糕或纸杯冰激凌送上门来。他所就读的私立小学校，校长是女性，是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实业家盛丕华的女儿。
再向前追溯，家族中生活在晚清时期的高老太太已是一位“先锋祖母”。她是作者外公的祖母，虽生活于19世纪，却是杭州新思想的开创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是一百多年前的“女强人”，“新潮人物”的始祖。她在杭州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产科学堂，组织“放足会”，提倡妇女放脚，还能诗文，她所作的《云峰阁主人诗稿》收入《清代闺秀集丛刊续编》。她还主动送晚辈出国留学，儿子中途归国不愿再出去，她竟大骂他没出息，坚决陪他到上海，送他到码头再度出国。她的勇气与眼界，放到当下依然极具力量，能让现代读者看见女性独立、自我觉醒从来不是当代独有，也为当代女性成长带来精神共鸣。
这份来自家族内部的亲历记录，补充了江浙地区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微观史料，比通史记载更具体、更具画面感。
04 前互联网时代的民间中外交流史料
《山居续忆》里还藏着一份更具独特时代分量、也更罕见的私人史：作者详细记录了青年时代与多国跨国笔友的通信历程——这是一份官方史料极少记载的60年代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活档案，随文附上的笔友往来老照片，更是那个年代跨国民间联结的珍贵实物见证。这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跨国“神交”，不仅贯穿了作者的青年时代，更在半个世纪后延伸出了跨越代际的奇妙联结。
如今习惯了信息秒至秒回的“网生一代”很难想象在“从前慢”的年代，“那时，一封信从中国到英国，航空单程需要八至十天，因此，收到信后马上回复的话，大约要三周左右才能交换一次信件。”更难共情的，是这种漫长等待里沉淀出的、比当下泛泛之交厚重百倍的真诚情谊：作者曾收到过古巴笔友寄来的名誉全球的古巴雪茄，罗马尼亚笔友自己出版的图书，美国笔友的唱片、磁带，甚至立体音响的唱针……
没有官方议程，没有利益交换，只有纯粹的好奇与真诚，是比宏大外交叙事更鲜活的民间交流样本。多年后作者赴美，还和当年的美国笔友线下相见，把纸上跨越数十年的情谊落进现实。
最动人的是这份情谊的跨时空延续：作者与民主德国的笔友失联二十六年后，竟收到了笔友女儿的来信——她循着当年的旧地址找来，希望能像母亲当年一样，和中国的同龄人结为笔友。
这份普通人的跨国互动记录，填补了特殊年代前后中外民间生活、文化交融的空白：它不是宏大的时代叙事，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冲破地域与时代隔阂的真诚联结；是那个受技术局限而相对封闭的年代里，中国与世界悄悄相连的鲜活证据；更是留给当下最珍贵的、关于“慢时代里真诚如何跨越山海”的情感样本。
*内容来源：时代华语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