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本文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常沙娜这一生，是与美相伴，也是与苦同行。
她是中央工艺美院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12岁那年，她便在敦煌洞窟中浸染了千年艺术的底色。师从梁思成、林徽因后，她将传统之美融入现代设计，成为一代工艺设计大师和教育家。
流离的童年、逃离的母亲、挚爱的丈夫，那些失去的、遗憾的、被迫承受的，构成了她人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她把敦煌洞窟里的历代壁画，包括卷草、飞天等图案逐一“对临”下来，又把对于美的觉知融入人民大会堂的天顶、装进国礼的盘子、注入庆祝香港回归的紫荆花纪念雕塑。她把父亲守护的敦煌纹样刻进了这个国家的视觉记忆。
四年前，她被确诊为渐进式阿尔茨海默病。那时候，她还会做一些“抵抗”，总会有意识地翻书，诵读、复述书中内容，想藉此守住记忆。
“很多母亲已记不清楚了，只要一提起敦煌，她的脸上就会浮现出欢喜的神色。”常沙娜的儿子崔冬晖说。
现在96岁的她，精神好的时候，会主动要求阿姨播放与敦煌相关的纪录片《敦煌画派》，每当画面切到一个清瘦老人时，她会极其笃定地说：“这是我的老爸常书鸿。”
到了夜晚，她总要走到门厅，反复检查门锁，才肯去睡。她的睡眠很浅，半夜里，有时会起来，把屋里的灯打开，四处巡视。
即便记忆失守，她仍创造过那些不会褪色的东西。
盐与醋
对于记忆渐失的常沙娜来说，儿子崔冬晖成了她世界里为数不多清晰的坐标。
每次崔冬晖回家，她都很开心，说：“小晖来啦”。儿子离家时，她总要多问一句：“哪天再回来？”天再热，日头再毒，她也要坚持送儿子到大门口，看着车远去，才慢慢转身回屋。
在崔冬晖的印象里，母亲过去的作息十分规律，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92岁之前，她一直独自生活，住在北京朝阳区红庙的老房子里。那套房子是中央工艺美院分给她的，她不爱与人同住，坚持一个人买菜、做饭、做家务，数着台阶上下楼。崔冬晖担心她年事已高，上下楼有诸多不便，时常去看她，帮她分担家务。但常沙娜总说：“我有我的程序。”
此前与儿子外出就餐，常沙娜总是坚持你请一顿、我请一顿，分得清清楚楚。在餐厅，她偏爱西餐，切牛排配红酒时，刀叉使得利落；在家里，一碗清汤阳春面便足以打发一餐。现在的常沙娜，年纪大了，牙口不行，肉要打成泥，菜要炖得烂，饮食比从前精细，生活也比从前慢了。
澎湃新闻采访当天，阿姨把做好的午饭端到餐桌上：一碗熬得糯软的白粥，一碗青菜肉糜羹，旁边餐盘里盛着少许剥好的甜玉米和两颗口蘑。她端端正正坐在餐桌边，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往嘴里送，手稳得像当年握着画笔临摹敦煌壁画一样。
常沙娜这辈子吃过无数顿饭，记性好的时候能说出不少，现在大多模糊了。可有一顿，她记了好多年。
1933年，常沙娜一家在巴黎合影。
那是1943年深秋，12岁的常沙娜跟着父亲常书鸿，从重庆出发，路上颠簸一两个月，抵达敦煌时，已经是冬天了。莫高窟前大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走到莫高窟，天已渐黑，大家肚子都饿了，可是没什么吃的，仅桌子中央摆着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面前是一碗水煮切面，面条短短的。她在回忆录《黄沙与蓝天》里记述过这个场景，但后面还有一段不太为人提起的对话。
她年纪小，心里藏不住事，抬头就问：“爸爸，有菜吗？”常书鸿有些尴尬，说：“这里没有蔬菜，今天来不及做好吃的了。”对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常书鸿只能无奈地劝道：“你们先吃，以后慢慢改善。明天我们就杀只羊，吃羊肉！”
“这就是我到千佛洞吃的第一顿饭。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神情。”她的回忆录里写道。
常沙娜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名字“沙娜”源于里昂城中的索纳河（Saône）。父亲常书鸿是中国第一批留法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27年赴法留学，考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母亲陈芝秀则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主修雕塑。原本，一家三口在法国的生活温馨又体面。
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偶然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那些来自祖国、震撼世界的千年艺术瑰宝，让他深感震撼与自责。从此，敦煌成了常书鸿心中的圣殿，令他朝思暮想，无法释怀。次年，常书鸿只身回到中国，任国立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常书鸿于7月14日离开北平赴南京，后在上海的码头接回从巴黎归国的妻女。此后，一家三口随国立艺专向西南迁校，辗转庐山、沅陵、贵阳、昆明、重庆。1942年，在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后任所长。1943年秋，常书鸿携妻子陈芝秀、12岁的女儿常沙娜及两岁的儿子常嘉陵前往敦煌。从此，常沙娜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窟内对临
初到敦煌，物质上的匮乏，让年幼的常沙娜一时难以适从。但当她一走进洞窟，又拥有了另一种富足。
来到敦煌的第二年春天，父亲送常沙娜去甘肃酒泉的河西中学念书。学校一放假，她就往莫高窟跑。尤其是暑假，一年里最好的天气，太阳把洞窟前的土路晒得发烫，杨树叶子泛着银白的光。她学着大人的样子，蹬着“蜈蚣梯”，颤颤悠悠爬进洞窟临摹壁画。她说自己“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
那时候的莫高窟，是个人才聚集的地方。董希文夫妇、邵芳、周绍淼，这些后来在画坛上各有名姓的人，都在那里。常沙娜想学什么，随时就能找他们问。父亲还专门让董希文给她讲西方美术史，让苏莹辉——那个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历史考古造诣很深的人——教她中国美术史。他们为常沙娜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初到莫高窟，穿着羊皮大衣的沙娜。
常书鸿抵达敦煌之前，张大千曾两次带着弟子来莫高窟临摹，他们习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墙上拓稿，虽然精准，但图钉在壁面上留下细小的孔洞。常书鸿为此立下规矩：不许上墙拓稿，一律对临。从此，常沙娜学画便只有一种方法——没有模板，没有捷径，全靠眼睛看准了，一笔一笔地复刻。父亲时常进洞指点她，用中心线校构图，把控人物比例，抓取神态。这种训练虽苦，却把她的眼力磨得极准。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对临壁画开始，绘画基础就是那样打下的。”
然而守护石窟，不只有艺术研究，更有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琐碎。常书鸿身为所长，把一切都扛在肩上，重压之下，他常常烦躁不安，回到家后，将工作中的不快宣泄在妻子身上。在常沙娜的记忆里，父母开始不断地争吵，“为一点小事就跟妈妈吵”。直到1945年初，一个姓赵的国民党军队退役小军官来到敦煌研究所任职。
常书鸿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的艰苦环境，跟着这位军官逃离了。他很懊恼自己把此人招聘进了研究所。愤怒过后，他回想起妻子放弃法国的留学生活，跟随自己回国后经历的种种苦难，开始反思——自己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但两个孩子不肯原谅母亲。常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怎么能这样舍得，自己生的儿子女儿，甩手就不要了！因为她的出走，我恨了她好多年。弟弟嘉陵那时候才五岁，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找妈妈，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哭……”
常沙娜母亲出走后，常沙娜和父亲、弟弟在莫高窟洞窟内。
母亲走后，常沙娜从酒泉退学回家。那年她14岁，学着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家收拾干净，还学会了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她说，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在常沙娜的回忆录中，1945年，是常书鸿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年。四月，妻子出走，家散了。七月，国民政府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他苦心经营的事业眼看夭折。八月，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复员潮随之而来，工作人员走了一拨又一拨，莫高窟重陷沉寂。
经费断了，人也没了。换作旁人，或许就此放手，重返城市，是人之常情。但常书鸿没有。他亲赴重庆述职，四处奔走，筹措资源，数月后重返敦煌，带回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车上坐着从成都、重庆招来的一批美院师生，敦煌研究所就这样活了过来。
常沙娜看着父亲熬过的这一切，年少的她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她就听父亲的话，好好画画。父亲要求她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壁画全面临一遍，她就每天蹬着蜈蚣梯爬进洞窟。
那时石窟还没有门，清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斑斓的画面。“那五代斗拱上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那顾恺之般‘春蚕吐丝’的人物衣纹，那吴道子似的‘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李思训式的金碧用色——佛相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常沙娜沉醉其中，画得投入了，就放开嗓子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许多年后，当常沙娜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当年的临摹作品，依然感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她描述少年时期临摹西魏285窟那几个力士时说，“线随感受走，笔触特别放得开。”
她在大漠荒烟中那两年没有学历的学习，后来看，恰恰打下了扎实的艺术根基。
十字路口
常沙娜家客厅的置物架上，摆着一张旧照。1948年，17岁的她站在父亲身旁，一身素白连衣裙，乌发拢成一根粗辫，对着镜头浅浅地笑。那是她赴美留学前，在南京大学宿舍拍摄的。
1948年夏，在吕斯百住处——南京大学校园宿舍内，常沙娜和常书鸿合影。
刚到南京那会，已在戈壁深处生活了整整5年的她，坐公交车头晕，买东西不会找钱，话也说不利索，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长什么样，心里更是一点底都没有。
留学的因由，要追溯到3年前。1945年，常书鸿带女儿回重庆述职，途经兰州，为宣传敦煌艺术、筹措经费，父女俩办了一场联展。展场上，一位名叫叶丽华的加拿大籍犹太裔教师看中了15岁少女的绘画天赋，主动提出资助她去美国深造，并愿做她的海外监护人。常书鸿觉得突然，没有立刻答应，只说3年后再议。3年后，叶丽华如约来到敦煌。常书鸿带着女儿赶到南京，与挚友、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商议，双方去律师处做了公证，白纸黑字写明：叶丽华担任监护人。
如今再提起，常沙娜已记不起叶丽华的名字。可看着当年的照片，她端详许久，还能缓缓说出：“这个人是陪我去美国的。”1948年秋，飞机轰鸣，常沙娜的脸贴在舷窗边，望着送别的亲人越来越小，泪眼模糊中一路痛哭，飞向大洋彼岸。
常沙娜和叶丽华夫人在叶丽华女儿家中过圣诞节。
常沙娜在叶丽华女儿家中。
此后的见闻与心事，她都写进信里，寄回祖国。
近日，这批尘封七十余年，写于1948年至1950年的跨洋家书首次对外公开。崔冬晖说：“它们最初被收纳在透明文件袋中，层层叠叠的手写纸页间，中英文字迹交错，是母亲常沙娜赴美求学期间生活见闻、思想转变与归国抉择的原始记录。”
在美国，常沙娜就读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在家书里，她记录了自己进入校园上第一堂课时的窘迫：全班三十余人，她被领进教室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抬起来。她对父亲说：“您可想像我当时的情绪吧！心跳得多厉害，脸一阵阵的红，不知怎样才好。”
课表排得密不透风——素描、人体解剖、美术史、透视、色彩、绘画、设计。其中三门课因术语艰深，她起初全然摸不着头脑，幸而几位教授懂些法语，课后单独为她补讲。而真正让她困惑的，是油画课。彼时抽象表现主义正从纽约蔓延至波士顿课堂，教授让学生画没有具象物象的东西——红一块、绿一块、紫一块，不成形也不成物。她在信里嘀咕：“这就算是美国流派的画？也许是我不懂的缘故？”
异国的艺术观念让她困惑，而故人的出现，则把她引向了另一条路。
在校园裡，她偶然遇见了邵芳——曾在敦煌共事过的画友。两人避开热闹的同学，移步博物馆边看边谈。邵芳后来邀请常沙娜去参观她的展览会。展览上，小幅画标价十五至五十美元，敦煌临摹品标为“非卖品”。两小时宣讲结束，一张也没有卖掉。常沙娜在信中告诉父亲：“想到我们在南京卖画的场景，我感到有点骄傲，是别人来找我们的。”
也正是在那场展览上，常沙娜结识了赵元任的女儿爱丽丝·赵。爱丽丝邀她去家里吃中国菜，她应下了。
当时赵家还住着几位中国留学生，陈秀煐、李滢，以及陈秀煐的姐姐陈秀霞和大哥陈一鸣。常沙娜与这些人的情谊一续便是数十年。而陈一鸣，成了她进步思想最初的引路人。
彼时，北美最大的中国留学生团体叫“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SCA），抗战胜利后，大批爱国留学生加入其中。那些日后在国内各领域各领风骚的人物，彼时还是围坐在一起读书、讨论、等待回国的一群青年。
常沙娜参加CSCA组织的读书会活动。
国内局势未定，留学生与家人的通信时断时续，常沙娜也一度收不到父亲的来信。CSCA便组织了“读家信”活动——谁收到家里来信，便在聚会上读给大家听。也是从那些断断续续的、辗转而至的家书里，大家才拼凑出全中国已经解放的消息。
常沙娜留美家书，她在信中写道：“艺术应该普及民间，要为人民服务。”
崔冬晖说，常沙娜早年的《新生日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她初到敦煌时的记录，字里行间满是彷徨与不安。画画、给弟弟织毛衣，日记里，她时常追问做这些事究竟有何意义。“那时她还小，对国家、对敦煌、对传统艺术，尚未生出深刻的认知。但从1950年的书信里，能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常沙娜。”
在信里，常沙娜说：“一向对政治毫无认识的人，如今总算有了信仰。”她认为，艺术应该普及，要为人民服务。在信里，她也记录下了对海外生活的厌倦。“待在这里，生活依靠别人，空洞得很，内心始终缺些什么，像欠着债，这种感觉再也拖不起了。”她立下目标：最迟1950年底归国。尽管那时她在美国仅留学了两年，没拿到文凭，也没有任何学历。
1950年11月，沙娜乘威尔逊船返回祖国途中。
1950年12月，回国后的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取得联系。当时常书鸿正在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安排下，在北京举办大型的“敦煌文物展”。常沙娜参与了展览筹备。那次展览的展品包括前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多年来的壁画摹本，还包括常沙娜带去美国，又原样带回的一些壁画摹本。
常沙娜协助父亲筹备完展览后，常书鸿原本想让她继续到中央美术学院插班学习绘画，但1951年一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常沙娜的一生。
“林先生”
1951年的春天，梁思成、林徽因来到北京午门观看“敦煌文物展”，第一次见到了常沙娜。从常沙娜在敦煌的生活，谈到在美国的求学经历，那次见面，林徽因和常沙娜聊得特别投缘。不久后，林徽因破格推荐常沙娜到清华大学营建系作助教。
常沙娜去清华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刚忙完国徽的设计，梁思成又在考虑北京的城市规划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正领着一些年轻的教师酝酿改进北京的传统手工艺。“那两年，每天或隔一天的上午十点多钟，我和另外两位学生就到她（林徽因）的身边，聆听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讲给我们听，告诉我们这段时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就按照她的指示去工作。”常沙娜在回忆录中说。
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常沙娜和另外两位学生一起，利用传统的景泰蓝工艺，改进功能，将陈设品转化为台灯、烟具盒、盘子之类的日用品。林徽因十分欣赏敦煌图案，多次鼓励常沙娜将敦煌艺术的各种元素运用到这些用品的装饰上。
没过多久，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在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林徽因组织大家为大会设计一批礼品。常沙娜设计的真丝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样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设计过程中，林徽因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她一说，常沙娜就有了灵感，马上设计出来了。
常沙娜还设计了一件景泰蓝和平鸽大圆盘，熟褐色的底子，白色的鸽子，加上卷草纹，既有敦煌风格，又是现代的。这件作品至今仍摆放在常沙娜居所的客厅，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
1951年，常沙娜在林徽因指导下设计的景泰蓝和平鸽大盘。
上述会议开幕以后，赠予各国代表的那些礼品反响非常好。常沙娜很多年后还记得苏联芭蕾舞蹈家加林娜·乌兰诺娃的赞美：“这是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两年时间里，林徽因不断地给常沙娜她们上课，传授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知识，特别是讲解中国传统的历代图案，分析其时代演变和发展规律。她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还拿出自家珍贵的藏书给她们看。
常沙娜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林徽因拿出一本德国出版的欧洲和中近东的图案集，给她们讲隋唐文化和中近东以及欧洲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林徽因感慨道：“我们也应该整理出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她说她一直不甘心，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好的图案，无论彩陶、青铜器、漆器、壁画，都是非常丰富的装饰图案遗产，为什么没有人把它整理起来，出一本完整的书？林徽因甚至草拟了一份《中国历代图案集》的提纲。
“她就是躺在那里，靠在一个大枕头上，滔滔不绝地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是累了。”在常沙娜的眼中，先生林徽因外表看着温婉柔弱，做事的韧劲、魄力却不输男子，才华出众。
“她十分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手机、相机随手记录，当年她追随林徽因工作，没有任何影像设备，没能和林徽因留下一张合照，这件事让她遗憾至今。”常沙娜的好友、常沙娜艺术中心创始人黄炫梓说。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营建系里的文史、艺术类教师都调离了清华大学，常沙娜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林徽因在1955年辞世，次年，常沙娜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延续工艺美术事业。
六封信
1962年，常沙娜带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去看望住在那里的伯父。伯父忽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
当年，母亲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和那位赵姓军官结了婚。没过几年解放了，军官遭到审查，被监禁起来，最后病死狱中。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陈芝秀，时有联系。
面对大伯突然的提问，常沙娜心中五味杂陈。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年来我过着失去母爱的生活，太早体味到悲苦心酸，对妈妈的绝情痛恨之至。”但随着年岁增长，境遇改变，她逐渐体会到了女性的心态，开始理解母亲当年的处境和背离的原因。“再想起她时，我心中的恨意竟如同气候转暖后的冰川，开始一点点融化了。”最终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次见面，时隔17年，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的母亲，怎么变成了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这还是当年那个把我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赵姓军官去世后，陈芝秀身无所依，又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上替人洗衣服补贴家用。
“她不是我母亲了，她只剩下一个躯壳。”回忆起母亲，晚年的常沙娜对好友黄炫梓说。
那天见面，常沙娜什么话都没说。但从此，她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后来，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通过大伯转交，中间“文革”时断过几年。“文革”结束后，常沙娜不再通过大伯，直接给母亲寄钱。
“成为母亲之后，常沙娜格外心疼自己的母亲。”黄炫梓说。后来，每次收到钱，陈芝秀都会写信来，告诉她钱花在哪里——“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信末落款常是“苦人母字”“可怜人秀”，字里行间满是悔恨与悲凉。1980年7月，陈芝秀去世。
年过九旬之后，常沙娜有一段时间时常翻看母亲陈芝秀晚年从杭州寄来的六封信，感慨不已。“母亲对外婆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崔冬晖说，“她常常和我提起外婆，拿出那些信给我看，信里充满了忏悔。”
后来常沙娜对敦煌学者、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说：“母亲20世纪30年代中在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