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刘嘉魁 每经编辑|杨翼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近日下发批复,准许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河南农商行”)以吸收合并方式增资80.47亿元。这一操作将其注册资本从916.38亿元推高至996.86亿元,距离突破千亿大关仅余最后一步。

据《每日经济新闻》了解,这是河南农商行自2025年2月正式开业后实施的第三轮大规模机构整合,本轮动作涉及鹤壁、漯河两地共计9家农信机构的吸收合并。至此,河南农信系统在两年内已完成对超百家机构的收编。

此次增资让河南农商行在全国银行机构中跻身第十位。若以注册资本为统计口径,其在农商行序列中已大幅领先第二名内蒙古农商行(580.17亿元),优势超过400亿元。

除去“全国第十”的排名光环,河南农商行逼近千亿元的注册资本本身便极具观察价值。业内观点认为,这既是农信改革化险所需的资本弹药,也是省级统一法人模式下的硬性约束产物,更折射出“大资本金不等于大银行能力”的行业命题。当农信改革从简单的“物理合并”迈向深度的“化学融合”,注册资本的跃升究竟指向何方?这需要置于更长的改革链条中去审视。

图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截图

农信改革路径选择的缩影

2025年2月,河南农商行获批开业时的注册资本为292.47亿元。历经多轮吸收合并,如今这个数字已攀升至996.86亿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这种资本的“跳涨”并非河南独有。纵观全国农信改革的注册资本图谱,两条清晰的路径浮出水面。

第一种是统一法人模式的省级农商行,其注册资本普遍处于数百亿量级。例如:内蒙古农商行580.17亿元、甘肃农商行449.49亿元、新疆农商行348.88亿元、吉林农商行346.28亿元、海南农商行220.21亿元、辽宁农商行207.89亿元。

第二种则是农商联合银行模式,其注册资本相对克制。包括:浙江农商联合银行50亿元、江苏农商联合银行77亿元、四川农商联合银行220亿元、贵州农商联合银行104.58亿元。

“这两种模式在注册资本上的巨大反差,根源在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同。”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指出,在统一法人模式下,省级行作为单一法人主体,资本不能再由县级机构分散承担,必须集中足额实缴注册资本。这不仅是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等硬约束,也为后续信贷投放预留了空间;而联合银行模式更多承担行业服务职能,无需将下属行社的风险加权资产全部装入同一法人主体。

这也解释了为何河南农商行能在短时间内将注册资本推至近千亿元。按照河南农信改革的既定路线图,洛阳、驻马店、许昌三地辖内仍有至少26家机构待吸收合并。随着注册资本逼近千亿门槛,河南农信改革的“下半场”——即剩余三家地市机构的并入进度,无疑将成为市场持续关注的焦点,河南农商行注册资本突破千亿元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但注册资本对于银行而言,绝非工商登记上一个静态的数字,而是资产负债表上的实收资本,可纳入核心一级资本,直接决定了银行能支撑多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以及能消化多少不良资产。

置于行业坐标系中观察,河南农商行近千亿元的注册资本意味着什么?对此,业内认为主要带来三方面影响。

首先是风险抵御能力的实质性增厚。农信系统长期存在“小散弱”特征,部分县域机构不良率高企、资本缺口较大、历年亏损挂账尚未消化。前述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称:“高注册资本的本质是一次性注入核心一级资本,用于核销不良、补充拨备,使资本充足率达标,从而避免风险在合并后集中暴露。这是改制获批的前提,也是农信机构与历史包袱较轻的股份行的核心差异。”

其次是监管硬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为13.18%,低于大行与股份行均值;不良贷款率为2.72%,高于大行、股份行及城商行水平。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指出,农信系统长期“小散弱”,部分县域机构不良率高、资本缺口大、历年亏损挂账未消化,改制时需集中处置不良、补足资本。高注册资本本质是一次性注入核心一级资本,用于核销不良、补充拨备、使资本充足率达标,避免风险在合并后集中暴露。

最后是信贷投放空间的释放。截至2026年6月末,河南农商行系统存款余额达2.45万亿元,占全省总量的五分之一;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占全省七分之一。近千亿元的注册资本为这家资产规模达2.69万亿元的省级银行提供了坚实的资本底座。

“市场需要认识三个边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大资本金”并不自动等同于“强银行”。

前述银行业研究人士提醒,市场需清醒认识三个边界:首先,注册资本不等于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还涵盖历年累积的利润等实实在在的自有资本,是衡量银行稳健性的关键指标。一次性注资解决了“准入”问题,但持续的资本内生能力才是长周期命题。其次,统一法人不等于治理能力自动统一。物理合并之后,原百余家机构的公司治理、风控文化、IT系统能否真正融合,决定了“化学融合”的成败。最后,大资本金不等于高资本回报率。近千亿注册资本意味着每年需产生相应的资本回报,在净息差收窄的背景下,这对经营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农商行近千亿元的注册资本并非凭空而来。

从全国已落地的省级农商行来看,股东结构呈现高度一致性:无论是省级农商行还是省级联合银行,股东多为省级财政和省级国企,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是重要资金来源,主要通过省金控公司注入。

这种模式在甘肃农商行的组建中表现尤为典型:甘肃金控以240亿元专项债资金完成注资,持有甘肃农商银行53.43%总股本,实现绝对控股。事实上,辽宁农商银行、吉林农商银行、广西农商联合银行的顺利组建,均离不开专项债的有力支持。

前述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称,“以2025年为例,专项债在农信系统改革中的重点投向农商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专项债机制加强了地方政府、财政、银行、国资多方联动,不仅为农信改革输送‘真金白银’,也优化了地方债务结构和治理水平。”

数据印证了专项债的实际效果。据媒体报道,截至2024年末,获得专项债支持的样本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4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31%,不良贷款率降至2.73%,相较2020年显著降低。

前述银行业研究人士也指出了潜在命题:“专项债资金是有成本的,省级国资成为主要认购方,意图不仅是财务投资,更是要强化对本地金融资源的引导与控制。当注资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专项债时,银行的公司治理、战略决策、风险偏好必然会打上深刻的‘地方底色’。这是农信改革不可回避的结构性特征。”

对于河南农商行未来的发展路径,前述银行业研究人士判断,“大额度的资本补充逐渐落地,盘根错节的体制关系也已经逐渐梳理,超级农商行将面临着从物理合并走向化学融合的关键一跃。未来三到五年,市场评价的标尺将不再是注册资本排在第几,而是资本回报率、不良率、农信服务覆盖率这些‘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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